我以我血荐轩辕——说爱国
从国家产生那天起一直到今天，都提倡爱国，并且会一直提倡到未来国家消亡的那天——假如真有那一天；从亚洲到欧洲到美洲到非洲到澳洲的所有国家，无论哪一个，都提倡爱国。
爱国是由自己的生活环境决定的，是生来就注定了的。人都爱自己，自虐狂是病态；人都爱自己的家，败家子大多不是有意败家，主观上也爱家，真想败家的既有特殊原因又是极少数；国是大而言之的家，是和自己同类（多是从族群角度说的）的人组成的一个集团，人都爱国。人与国，好比毛与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国，是一个大的利益集团，与每个国民的利益息息相关。强国子民不受侵略者欺凌，富国百姓生活有更多保障；治世之民安居乐业，乱世之民流离失所。如果自己的国家被灭掉，自己就叫“亡国奴”，任人宰割，尊严乃至生命，随时可能失去。而国家的强弱治乱，与国民是否爱国关系密切。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人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即使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也可以战而胜之。
人需要归属，相对于他家人，家是归属；相对于他国人，国是归属。在洋人面前，国荣我荣，国耻我耻。中国运动健儿在世界赛场上拿了冠军，我欢呼，因为他也代表我。“东亚病夫”“支那猪”“华人与狗不得人内”，哪个中国人听着顺耳？就像没有家是流浪一样，没有国也是流浪，只是这流浪有时不是身而是心。
爱国是常识，无须探究。爱国是公理，无须证明。 爱国是国民的行为底线，没有理由跌破它。
但，跌破这条底线的，不乏其人。其中最恶劣的，是以牺牲国家利益来换取个人利益的人。比如贪官污吏，比如汉奸卖国贼。因为国家利益就是国家政权的利益，也是全体国民的利益，所以这类人的行为实际上是损上害下的，注定没有好结果。生前大多没有好下场，生前侥幸的死后也肯定逃脱不了历史的惩罚。赵高秦桧汪精卫之流，就是铁证。
爱国底线不可破。对祖国，除了爱，别无选择。爱国不是喊喊口号，说说就行；爱国不是默默祈祷，想想就行。爱国要切切实实行动。
不做不该做的事。一切违法乱纪的事、违背道德的事，都是不该做的事。不闯红灯，不随地吐痰，不坑蒙拐骗，不杀人放火，就是爱国。
做好分内的事。谢觉哉说：“爱国的主要方法，就是要爱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工人好好做工，农民好好种田，军人好好站岗，是爱国；学生坐在教室里好好学习，老师站在讲台上好好教学，是爱国；家庭妇女做好家务，相夫教子，和睦邻里，也是爱国。
去做该做的但未必是分内的事。“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节水节电、做志愿者、见义勇为等等也是爱国。
在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不一致乃至冲突的时候，主动选择国家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乃至生命。文天祥面对威逼利诱，“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林则徐哪怕流放，“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黄继光用胸膛堵住敌人的机枪眼，“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邓稼先用心血造出两弹，国防有了牢不可破的盾牌；当年许多热血青年到祖国最需要而不是挣钱最多的地方去：这是爱国的典范。
爱国需要理性。与某国发生矛盾，就不分青红皂白砸某国牌子的车；与某国发生矛盾，就在网上发表一些过激的言辞……这好像特别爱国，实则未必。
爱国行动何时何地何人都该做，都能做。如果国人都像鲁迅那样“我以我血荐轩辕”，把一腔热血献给祖国，祖国将无敌干天下。
卓越和为公
诗人、翻译家王佐良在清华建校八十周年校庆感言上说，清华人“做学问必须要有最高标准，而取得学问却是为了报效国家。简单说，就是卓越与为公”。
卓越，即超出一般。清华人是精英，本就超出一般，他们自然追求卓越。普通人要不要追求卓越？我想，要的。一者卓越可以是相对的；再者，追求卓越，不意味着非得做到卓越。人不是温饱就可以满足的动物，总是要获得更好的生活条件和更高的精神需求。因此，几乎人人都要精益求精，都在追求卓越。
为公即报效国家。人是社会动物，社会分工决定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任何人的生存和成长，都离不开他人和国家的支持，“有国才有家”。个人的成长及生活质量与生活环境（小——他人，大——国家）密切相关，为公理所当然。
就具体的个人而言，卓越如果为私可能会在物质上让自己生活得更好。但自私、物欲离动物性更近。要人的生命更有意义，离动物性越远越好。“红色资本家”荣毅仁把千亿家产捐给国家，葛朗台死守黄金密室，前者被称道，后者被嘲笑。那些虽然卓越但为私利蝇营狗苟的人，要么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要么淹没在历史长河中；那些公而忘私舍生取义的卓越者，英名被镌刻在纪念碑上，流芳千古。
从国家角度看，卓越和为公的意义更容易理解。只有国民既追求卓越又能为国为民，国家才能发展进步。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一批卓越的人奋起救国，才让中国人民站起来；钱学森、邓稼先、屠呦呦、袁隆平等一批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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