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年轻的时候，自以为自己的爱情非常浪漫，妻子是高中的同班同学，人长得漂亮，又能歌善舞，后来又一起串联，一起下放，回城后结婚生子，圆满收官，每一道程序，都碰上一个浪漫年代，而且都是革命的浪漫主义。
直到有一年，遇到了一个老先生，知道了他的爱情和人生故事，我才偷偷地给自己的浪漫打了个折扣。
这老先生姓祝，是北京一所大学的历史系教授。我见到他的时候，其实他并不老，也就四十多岁的年纪，正当着那所大学的文科科研处长。年轻的时候，看所有人都老，所以他在我的心目中，已然是一个老先生。
我那时也管着一所大学的文科科研，不过不是正式的处长，而是教务处的副处长兼管的。也可能我们那个学校没有独立的文科科研处，所以我这个兼管的副处长，才比别的学校正式的处长年轻。
年轻有年轻的好处，年轻人在一堆老头子中间，往往容易得宠，也就是讨人喜欢。
我就很讨这帮老头子喜欢，他们开会讨论愿意跟我在一组，吃饭愿意跟我在一桌，散步愿意跟我一块儿走，当然，住宿也愿意跟我住在一个房间。那时候的条件没有现在好，住单人间的只有少数领导，像我们这个级别的干部，只能两人住一间。
我就是这样走近祝先生，后来竟至于成为忘年交的。
祝先生的长相很奇特。周作人说，作家废名的相貌奇古。我不知道奇古的长相，怎么描述，但他说眉棱骨奇高，是废名的特别之处，大约这便是奇古的标志吧。
祝先生便有两条奇高的眉棱骨。说句不恭敬的话，每次见到祝先生，我就想起历史书上画的北京猿人。而且祝先生的嘴唇扁而平，永远紧紧地抿在一起，与北京猿人的嘴巴也相似。
我跟祝先生散步的时候，祝先生跟我谈得最多的是他的专业，世界历史。跟那些没出过国门的世界史专家不同，祝先生到过世界上很多地方。父亲是个外交官，他从小跟着父母，先是非洲的一些小国，后是亚洲的一些小国，再才到欧美的一些大国，到了回国念大学的时候，差不多走遍了全世界。
有这样的经历垫底，祝先生跟我谈起世界史，就不是书上那些刻板的知识，而是一些生动有趣通俗易懂的故事。比如说，他说古代欧洲，地中海地区为什么这么热闹，是因为这个像浴缸一样的海里，伸进了欧洲的两条腿，一条是亚平宁半岛，一条是巴尔干半岛，这两条腿挨在一起，岛上的国家就免不了要脚搓脚地闹摩擦，加上旁边还有个小亚细亚半岛，坐进了半边屁股，有时候也免不了要挨踹。
他说，著名的特洛伊战争，就是这半边屁股挨脚踹的战争。哪有邻居请你吃饭，还要勾引人家老婆的，该踹，踹得好。祝先生讲得有趣，也在理。可惜那时候没有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要是让他上了《百家讲坛》，决不逊于讲历史的阎崇年、王立群之流。
祝先生不光懂历史，也懂文学艺术，说起世界各国的一些文学名著、名画名曲，也如数家珍，所以我们俩闲聊时，也有一些共同语言。
我发现祝先生对文学艺术作品，有一种异乎寻常的领悟力，他常常能在你不注意的地方，读出别一种意思来。尤其是对文学作品中描写的男女之情，特别敏感，谈起其中的细节，连我这个也算是过来人，都觉得耳热心跳。那时节，谈性还是一种禁忌，文学作品中的所谓性描写，还常常是扫黄的对象，可是祝先生谈起男女之间的性事，却很是坦然，既不让人感到猥琐，也不让人觉得难堪，而是像谈日常饮食起居的细节一样，有滋有昧，又平平淡淡。
那些年，国家教委经常在北京召集文科科研工作会议，开会的地方多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就成了我们晚饭后必去的地方。
晚饭后的未名湖畔，干什么的都有，爱学习的，或找个角落静静地看书，或对着湖面大声地诵读，也有围着湖岸转圈儿背外语单词的，一边走一边唧唧咕咕，像寺庙里的喇嘛转经。好玩耍的，或邀二三同好，在一起吹拉弹唱，或一个人端着画板，对着博雅塔涂涂抹抹，也有这些事都不想干的，就百无聊赖地在湖边的树林里转悠。
祝先生对这些似乎都不感兴趣，说哪个学校都一样，千篇一律。这么好的地方，这么美妙的时刻，不拿来谈恋爱，实在是太可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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