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经典写作课）》：
陀思妥耶夫斯基无党无派，惧怕派系之争。他写道：“我思考得最多的事情是，我们的共同思想是由什么构成的，不论我们各自的倾向有多么不同，我们会在哪一点上相遇。”他深深地坚信，欧洲的“各种对抗的因素在俄罗斯思想中调和了起来”，他，作为一个如他自称的“老俄罗斯欧洲人”，他以全身心的努力，致力于这一俄罗斯的统一，而所有的党派都应该融于对国家和人类的巨大的热爱之中。他在一封寄自西伯利亚的信中写道：“是的，我同意您的观点，俄罗斯将完结欧洲，这是它的使命本身。这对我来说向来是显而易见的。”在另一封信中，他说到俄罗斯就像一个空闲的民族，“有能力站在全人类共同利益的最前列”。假如，出于一种信念，兴许还是一种过于早熟的信念，他对俄罗斯人民的重要性抱有一种幻想（这可不是我的思想），那根本不是基于一种沙文主义的自负，而是基于他作为俄罗斯人而具有的一种直觉，他认为，他对分裂欧洲的各派系的不同激情和不同理由有着深刻的理解。谈到普希金时，陀思妥耶夫斯基赞扬他具有“人类普遍同情心的能力”，但他又补充说：“这一天赋，他恰恰是跟我们的人民一起来分享的，正是因为这一点，他才是民族的。”他把俄罗斯灵魂看成是“欧洲一切倾向的一个调解地”，他甚至这样高喊道：“哪一个真正的俄罗斯人不会首先想到欧洲！”甚至说出这样一句惊世骇俗的话：“俄罗斯流浪汉需要人类的普遍幸福才能得到安宁。”
他深信，“俄罗斯未来作用的特点，应该是在泛人类的最高层面上，而俄罗斯思想兴许将是欧洲在其不同的民族中持之以恒努力发展的所有思想的综合”。他常常把目光转向外国，他对法国和德国所作的政治判断和社会判断，对我们来说，是他书信集中最有趣的部分。他在意大利、瑞士、德国旅行并逗留，甚至滞留了好几个月，原因很简单，最初是渴望多多地了解，后来，则由于持续不断的经济困难，或是没钱继续旅行和还清新债，或是害怕回俄罗斯后被债主告上法庭……他在四十九岁时写道：“我的健康状态不好，要是被监禁的话，我怕连半年都经受不了，更何况我无法工作。”
但是，一到了国外，他就怀恋俄罗斯故乡的空气，怀恋与俄罗斯人民的接触。对他来说，无论是在斯巴特，在托莱多，在威尼斯，都没有故乡的那种空气，他都无法适应。有一段时间，他无论到哪里都郁郁寡欢。他写信给斯特拉霍夫说：“啊！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我简直无法向您表达，我在国外生活感觉有多么的难受！”没有一封流亡中的信不表达这种抱怨：“我必须回到俄罗斯，我在这里烦闷得要死……”就仿佛，他本来是在那里尽情地汲取着他作品所需的神秘营养，而现在，一旦根系从俄罗斯的土壤中被拔出，他就失去了元气。“我没有了写作的兴趣，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或者说，我写作起来十分痛苦。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我实在弄不太明白。我只是想，这是因为我需要俄罗斯。无论如何，必须回国。”另一处，他写道：“我需要俄罗斯，为了我的工作，为了我的作品……我十分清楚地感觉到，无论我们生活在哪里，在德累斯顿或是在别的什么地方，那都无关紧要，我始终是在异国他乡，脱离了祖国。”还有：“假如您能知道，我在这里，是那么地感到自己是个无用的人、外乡人……我变得愚蠢和狭隘，我丢失了俄罗斯的习惯。没有俄罗斯空气，也没有俄罗斯人。总之，我根本就不能理解那些俄罗斯移民。那都是一些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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