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榻看雪
到了巴黎，我第二天便病倒了，那时我住在Blanville街五号的旅馆里，时间是2月20日。我是1月15日离开上海的。
2月的天气在这个多雨的城里算是最冷的时节，我又住在第三层的高楼上，看不见阳光，房里一切都是灰色的。开了窗我又受不住冷风，关上窗户，房里就成了黑暗世界。窗外便是对面的高楼，下面是窄狭的街道。天空是阴暗的。
早晨吴和卫来看我。他们谈得很起劲，我一句话也不曾说，他们也没有注意。吃中饭时，他们约我出去，我说，不想吃东西，我病了。他们两个就出去了。
我头昏，心里难受，四肢无力，疲倦地躺在床上。忽然想起昨晚在吴那里拿来的一本书还在枕头边，是昨夜临睡时读了几页后放下的，我拿起来读了一页，就觉得读不进去，不能够把心放在书上，只得抛下它，一个人在床上胡思乱想。后来我居然睡着了。还是卫和吴的敲门声把我惊醒起来的。
他们给我买回来了酒精灯，锅子，糖。卫在这里照料，吴又出去买了酒精和牛奶。他们把牛奶煮好拿给我喝，我本来不想喝什么，却也听了他们的劝，勉强喝了一大杯，又重新睡着了。
大约过了两个钟头，他们又把我唤醒，煮了一杯牛奶给我喝。窗外有白色东西在飞舞，像柳絮，像棉花，又有些细微的声音。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问卫，他说：“落雪了。”
“落雪了”，这三个字把我心头的烈火完全弄灭了。窗外的雪霏霏地落，我心里的寒冷也不断地增加。吴在旁边读报，他忽然告诉我：丹麦的文学批评家乔治·布朗德斯病故了。
1927年
三等车中
坐火车似乎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三等车更不是舒适的地方，但是这两年来我的一部分的时间就在三等车里面花掉了。仿佛有人说过羡慕我的生活一类的话，这些情形他们是不会知道的。
说要走，说了两个星期了。一些朋友在路上遇见我就会问：“怎么还在上海？”我除了“明天走”这句短短的答语外，就找不到第二句。的确我每天都是准备着“明天走”的。但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这“明天”却挨到两个多星期以后了。
在一个黄昏里到北站送了卫夫妇上车回来，我同梅走着到中国旅行社去的马路。我们两个人都不熟悉上海的街道，当时我并没有决定这个晚上就走，也没有决定就到中国旅行社去买车票，我们不过在那些比较平坦的马路上散步，谈谈那些许多时候以来折磨我们年轻的心的问题。
天色逐渐阴暗起来，我们却不觉得；灯亮了，我们也不觉得。在我们的跟前隐约地现出那光明美丽的未来的远景。我们到了四川路的中国旅行社，我说：“去问问票子罢。”我们就进去了。
“哪天走？”
“今天晚上。”
我没有踌躇地回答。出了门，我才想起：今天晚上就要走了。这个时候我突然感到把时间浪费在火车上、轮船中是一件怎样不幸的事情。
行李是临时收拾的，也花不了许多时间。周夫妇送我到车站时，不过十点多钟，可是火车要到十二点钟才开出。我是一个漂流惯了的人，本来用不着人送我到车站，但是周夫人说：“一个人走，冷清清的，没有人送，很可怜。”我也不能够拒绝他们。
在月台上我们找到了梅，他在那里等我，现在谁也不会觉得寂寞了。周提着我的藤包，我们上了车。
车厢里客人很少，有许多空座位。我从藤包里取出了薄被在长凳上摊开来，心里想一定可以畅快地睡一夜了。
平常朋友们在一起大家总有许多话谈，这时候我们对坐着，我却觉得说话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我们让时间在沉默中过去，于是周夫妇下车了，于是梅也下车了。接着火车的轮子动起来，我的旅程又开始了。
车厢里的人突然加多了，我只好把薄被卷起来，睡觉的事成了渺茫的梦，这个晚上我就在人堆里糊里糊涂地混了一夜。对面一位乘客整夜开着窗，风就对着我吹，煤灰堆满了我的脸，使我的眼睛睁不开来。但也终于过去了。
第二天八点钟以前火车到了南京。天落着雨，早晨的空气很冷。但是我不得不跟着众人下车，冒着雨走到江边的，轮渡上，拥挤在前舱里一张帆布篷下面。
小火轮一开，风就大起来，雨点全打在我的身上，我只得掉转身子，但是裤子却给打湿了。这狼狈的情形如果给朋友们看见，一定会引起他们发笑。
到了浦口，进了月台，我找不着火车，站在月台上只觉得身子冷。过了好些时候，终于看见火车来了。月台上突然热闹起来。在一阵拥挤之后，我进了三等车厢，在那里找到一个好座位，就高兴地坐下来，把藤包放在头上的架子上面。我的薄被又在长椅上摊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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