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江,苍天给我一条路
那是1944年,日本派军队侵略中国,中国已抗战多年。多少爱国青年从日军占领区逃到战线的后方,称为流亡青年;各地军政长官成立学校收容他们,称为流亡学校。那时我在流亡学校读书,一面随着战局迁徙,一面上课。母校从安徽的阜阳经过河南的内乡、湖北的老河口,进入陕西南部的汉阴,校史称为“西迁”。我开始了一生的奔波。
西迁大事,要穿过伏牛山脉和武当山脉,那可是八百里的崎岖,回想当年,至今捏一把汗。入山赶路,谁也不能掉队,半大不小的孩子落了单,会迷路、会遇狼,平原行军我都力不从心,入山如何得了!
后来知道,这条山路“一天九岗十八凹”,人烟稀少,“一人两屋即成村,百里还称是比邻”,西迁的大队急行军由黎明走到昏夜,没命地奔。小男生小女生从后面抓住大哥大姐背包上的绳子,走着走着睡着了,两眼不睁,两腿不停,路旁休息十分钟就睡十分钟,喊他上路,他跳起来走得比谁都快。他走的是来时路,是回程,你得一把抓住他,连摇带晃。男生走到脚烂,女生走得闭经,我若入山,如何还能走得出来!
我们在河南内乡住了一个多月,我竟没有任何规划。我完全脱离了现实,思路纷乱,不能集中。苍天在上,我不早不晚突然生了一个疮,而且不偏不倚地生在右腿鼠蹊之旁,不是大病,无生命之忧,但不良于行,可以列入病号,走水路坐船。苍天怜悯我,不,苍天怜悯我一生行善的母亲。文章写到这里,我跪下祈祷。
这个疮来得突然,无声无臭,右大腿内侧靠近“鼠蹊部”起了圆形的硬块,像塞进去一个桃子。等到它熟透变软,正中央出现了小小的火山口,溢出脓血来。我赶紧到医务室找护士,问这种疮叫什么名字,她说没有名字,中医称为肿毒。还好,我从小就听中医说“病怕无名,疮怕有名”。陈百融同学说,他在河南界首住“流亡学生接待站”的时候,他的鄢陵同乡张坤木生了一个疮,外表不红不肿,只是痛,只是有个疮口每天流血流脓。大概全身肌肉都化脓外流了罢,死的时候骨瘦如柴。那叫“贴骨瘤”,医书上有图有样。
我们的护士姓戚,她下手治疗,动作很快,先把患部包藏的脓血挤出来,再把纱布剪成又窄又长的带子,用黄药水浸透了,从疮口往里面塞。纱布和黄药水是医务室里仅有的药物。现在想想,那样的治疗简直是儿戏,可是那时候她全神贯注,一丝不苟,大约一公尺长的纱布全塞进去,镊子不会碰到疮口。每天换药一次,把沾满脓血的纱布取出来,把浸透了的黄药水的纱布塞进去。人虽长得高头大马,但是手法轻妙,我几乎没有感觉。
我们的护士实在是个好人。她本来也是学生,和未婚夫一同出来流亡,宁愿自己就业,让他去读高等学位。她用那一份微薄的收入接济爱人,养活自己,还把爱人的小弟弟带在身边,照顾他读书。这教人产生许多温馨的想象,例如,他拿到了学位,和她结了婚,他用一生的柔情来报答妻子。
多年后,我们算是懂事了,一想起来就觉得非常担心。我们渐渐能够以男人的眼光发觉她不是一个可爱的女子,她的身材、面容、性格,恐怕都不能使她的中学同学在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回到她的身边。她实在不该自己原地不动,用尽力气把未婚夫推举得那么高那么远。一个人用生命编写剧本时,要先想想自己能在其中扮演哪个角色。
又过了多年,我终于听见了不愿听见的消息。那男子果然和别人结了婚,她曾经投水自杀,幸而(或者不幸)被人救上岸来。
转述故事的人往往把故事的结局省略了,在真实的生活中,结局往往是盘中的残食。我不知道她怎样度过凄苦的晚年,或者上帝安排了补偿。也许上帝只是打发一位和尚告诉她,她不该有那么大的野心,想为自己创造一个有高级学位的丈夫。野心才是痛苦的来源。
我们心地善良的护士对学校当局说,这里有个学生不能爬山,必须坐船。此行有水旱两路行进,水路雇船溯汉江而上,承载档案、粮食、病号和年老的教职员,限制很严。我们大慈大悲的护士力争,她说武当山里野狼多,我若掉队,一定喂狼。
我于是羞答答坐板车到了老河口。老河口当时是美国空军基地,河南战役中一度陷入敌手,两天后夺回。记得老河口的街道很窄,很长,也很直,两旁的房子很高,两层。多年后,看巴拿马运河,还想起这条街。我们走在街心,仿佛伸开两臂就够得着两边的店铺人家,那些人显然是非常努力地生活着,但是与我们完全无干。我们在老河口市民的拥挤与漠视中浩荡了片刻。
如果在市内,我只看到老河口的拘谨,码头则展示出老河口的奔放不羁。水面开阔,完全不像为横渡而设,日光碎而尖锐,逢人乱射,威胁着不准细看。张了帆的船和裸着桅的船交臂而过,样子很悠闲,文人雅士遥瞻目送所体会到的悠闲。那时候我已经知道人在这里流血流汗求生斗死,这里藏着人生许多秘密,除非你仔细看、认真看,你将视而不见。
虽然匆匆一瞥,至今不能忘记,一座水旱码头的复杂与嘈杂,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每个人的脸色都很奇怪,像家中刚刚发生了什么变故。他们站在生存的第一线,我不了解那个世界,也就看不懂他们的脸。来到老河口,看出岁月是在拼拼打打中过,这里才是洪炉,是战场,才有大会战的威势。工商业的节奏操纵我的心跳。我喜欢那种感觉。
然后,不容分说地上了船。
我们的船小,也老旧,穹形的篷很低,差不多要爬进爬出。空间虽然局促,还是要维持男女有别,一条粗席自上而下把船舱分成两半。押船的江老师一家先上了船,夫妻隔席而卧。不用多问,我只有把背包放在江老师的枕头旁边。一分校有个女生也来同船,理所当然,她去挤江师母和孩子。江老师是个非常瘦小的中年人,说话有气无力。他不抽烟,在那年代,抽烟往往是一个中年男人的健康证明。我看他来押船也是个名义,他若爬山,也是喂狼。
船上当然还有撑船的老大。这个人沉默寡言,气氛沉闷,好像给这条骨节响动的老船添了许多载重。后来知道了:江老师早已养成习惯,所有的气力都留着讲课的时候用;江师母害偏头痛,怕声响震动;船老大的陕西话很难懂,懒得和我们纠缠;那位女同学则是心事重重。
第二天天气很好,风向对我们有利,船老大扬起帆来,我说了一句“一帆风顺”。不料那船老大毫不客气地说:“呸,呸!”又摇着手说,“没那事!没那事!”我又惊又窘,江老师觉得他不能不说话了:“你犯了他们的忌讳,他要破解。”
船上有哪些禁忌?江老师说,这问题不能在船上答复,要中午停船休息的时候到岸上去答复。“从现在起,你暂时忍一忍,别说话。”
中午下船休息,江老师破例为我补了半节课。他说,人到新环境,要紧的是别犯忌,所以“入国问禁”。人在船上不能说“帆”,因为“帆”和“翻”同音。凡是“翻”的同音字都是船家的大忌。“吃饭了”要说“吃米了”。船家多半不让乘客打牌,又是“番”,又是“碰”,防不胜防。有个军官坐船押送人犯,他说“犯人”,船老大马上恶形恶状朝他喷唾沫星子,军官莫名其妙,上去给船家两个耳光,闹了一场军民纠纷。
也不许说“倒”。由此引申,南洋群岛,捣乱,级任导师,都不能说。在这里,日本帝国主义不能打倒,“道可道,非常道”也不能念。有一群基督徒坐船,每逢吃饭之前,领队的人说:“我们祷告”,船老大朝他“呸,呸”。每天睡觉之前,领队的人说“我们祷告”,船老大也朝他们“呸,呸”。结果教徒们群起而攻,指着船家叫“撒旦”,船家也大怒,要赶他们下船。
一条船是一个特殊的小社会,它有它的“文化”,似乎创造了一套语言,而船老大有无上的权威。我们不属于那文化,所以东也是禁忌,西也是禁忌。禁忌制造沉默,也可以说对付禁忌的办法是“不作为”。我想起小时候,每逢大年初一或者祖母的寿辰,全家老少都没有什么声音,只听见鸡鸣狗吠,正是因为这时节禁忌特别多。我后来也受过威权专断统治,积累更多的经验。在一个简单的封闭的空间里,似乎也没有理由非说话不可。
船近郧阳,两岸的山峰又向前过了一步,用那些高不可攀的岩石做了江的堤岸。江面很窄,水就加了几倍的速度,深深浅浅,仿效鲁宾逊在石岸上刻下记号。水像是从山上来,从无数缝隙中流出来,那些皱痕都变作水,水无尽无休地挥霍着山,也不知道那些山会不会瘦了几圈,矮了几尺。在这样窄的水道里,山显出瀑布的性格,这条水真的成了一匹白练,可以横过来铺在膝上一段一段傻看。
可是,山是穷山,水是恶水。几千年发生多少地震?山上的岩石碎裂,掉进江心,形成一个一个浅滩,是航行最大的阻碍。断缆沉船,多少行人泪。
山近了,山脚的人家也近在眼前。全是石板屋,像梯田那样一级一级排列起来,那由人走出走进的门,你可以说是洞窟。山东人说“河边出财主”;郧阳推翻了这句话,他们穷,甚至不能供给我们一杯清洁的饮水。在这里很难找到“文明”,即使是一张月份牌;这里却可以找到“文化”,那就是鸦片烟!我上岸乱步,望着没有历史的老人,没有前途的孩子,更难过的是他们没有现在……这时,我忽然闻到一阵阵鸦片的“芳香”!我把船上的人都叫过来,一同为这意外的发现而惊愕而悲酸。
我们逆水行舟,地势越走越高,江面宽阔水势舒缓的地方可以凭借一帆好风,越过激流浅滩就是依赖“纤夫”。纤夫的职业是像拉车一样的拉船。这时为减轻船重,乘员都上岸步行,这就给我们一个机会,清清楚楚地看见他们的工作。在竹纤的末端,他们一个工作群前后错落地分布着,为了节省鞋子,他们赤足;为了节省衣服,他们裸体。不知从哪一代起,纤夫的先进发现劳动最容易损坏衣服,而他们这些在荒山野岭流血流汗的人穿衣服也毫无意义!在这些梯形的小村庄里,纤夫是主要的生产者,是全村的精英分子,他们的需要先被视为特权,后被视为当然,所以,他们从洞窟里走出来的时候已一丝不挂,根本省略了穿衣服脱衣服保管衣服之类的麻烦。在有工可以做的季节里,他们赤条条来来去去,俨然是自以为穿了新衣的国王。
这个工作群的最前端,有一个衣履整洁的人,他一面走一面唱歌,纤夫是依歌声的节拍用力或换步,把各个分散的力量一致集中。在那歌声里,我无法安顿自己的思想感情,二十世纪!人兽不分的生活!管教养卫的国民政府!但是,据说,这般意见不是侮辱了劳苦大众,就是破坏了政府的威信。
我或者可以说,这不是风景,一切不是“风景”二字所能概括。为什么,到底为什么,这样优美的风光,这样龌龊的生活?土地不是为人民而设吗,为什么只看见骄傲的山水、猥琐的人民?“厌看人寰且看山”,没有办法,眼睛看的是山,心里想的是人。山在两岸夹峙,像看护临床那样守望着水,水是果断的也狡狯的从她们的臂弯里逃脱,逝者如斯,却把我们的纤夫牢牢地拴在缆索上,拖着那个肮脏的破旧的奇形怪状的东西,世世代代,生生死死!
纤夫有他的不得已。山地比农村更落后、更劳苦,每座山都是一张脸,愁纹深刻,肌理僵硬。每个山地人的脸也是一座山。
就说我们的船家吧,他从来不用卫生纸,每天蹲在船尾方便,事后伸出手指收拾一下,再把手放进江水冲洗。他也从来不用肥皂。正是这双手,每天还为我们煎鱼煮饭。我们又何尝得已?
恕我直言,我实在无法爱他,我们和他共处,出于“一时的不得已”。推想由国民政府委派到此山此水“为民父母”的人,他们是否爱那些鱼腥刺鼻的石板屋?是否爱那些出生以后从不刷牙的儿童?是否爱那脱光衣服拉纤、穿上衣服抽大烟的男子?我看他们心里也没有爱,他们来到这块只生石头不长五谷的土地上,也是“一时的不得已”。天不时,地不利,匹夫夜呼“人民的军队爱人民”,江水沸腾。
即使是踏着高低不平的石板路长大的年轻人,心里恐怕也有个“不得已”的念头,看他用什么样的眼睛注视悠悠江水,又用什么样的眼睛打量这些匆匆过客!他们一定觉悟只有远走高飞,只有化成蛾丢弃了茧才可以自救。“人挪了活,树挪了死!”走吧,门外就是东去的大江。顺流而下,易;溯江而上,难。离家的人一去不归,留下来的人断奶,含着一个又一个奶嘴,忍受永远的不得已。
想起两千里的长程,一路上听各地民谣小调胡琴洞箫,风味不同,总起来都是愁苦。想河南的旱灾,千万灾民到阜阳就食,男童女童头上插着草标,待价出售。淮上水灾,灾民牵着儿女的手沿街叫卖,男孩无人问价,壮汉抢吃抢喝,为一个馒头遭人用扁担打死。想那场瘟疫,多少人走路摇摇摆摆,扑通倒下去,再也起不来。妇人坐在墙角里,死了,怀里的婴儿还在哭哭啼啼寻找奶头。那时是热血青年,钢铁肝肠,现在回想,椎心般的痛。有人说,这算什么,你见识少,大惊小怪!我不敢反驳。李自成攻破北京的时候,崇祯皇帝问女儿“汝何不幸生于帝王家”,他不知道在他治下有无数百姓早已问过自己的女儿“汝何不幸生于百姓家!”他何尝明白“不幸生于百姓家”是因,“不幸生于帝王家”是果。
政府,也是老百姓的另一种“不得已”吧?如果他们有声音,他们也会说,“请恕直言,我实在无法爱你。”一九四九年机会来了,国民政府和人民互相遗弃,不必争论谁先遗弃了谁。
(选自《怒目少年》)
导读
汉江,苍天给我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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