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江，苍天给我一条路
那是1944年，日本派军队侵略中国，中国已抗战多年。多少爱国青年从日军占领区逃到战线的后方，称为流亡青年；各地军政长官成立学校收容他们，称为流亡学校。那时我在流亡学校读书，一面随着战局迁徙，一面上课。母校从安徽的阜阳经过河南的内乡、湖北的老河口，进入陕西南部的汉阴，校史称为“西迁”。我开始了一生的奔波。
西迁大事，要穿过伏牛山脉和武当山脉，那可是八百里的崎岖，回想当年，至今捏一把汗。入山赶路，谁也不能掉队，半大不小的孩子落了单，会迷路、会遇狼，平原行军我都力不从心，入山如何得了！
后来知道，这条山路“一天九岗十八凹”，人烟稀少，“一人两屋即成村，百里还称是比邻”，西迁的大队急行军由黎明走到昏夜，没命地奔。小男生小女生从后面抓住大哥大姐背包上的绳子，走着走着睡着了，两眼不睁，两腿不停，路旁休息十分钟就睡十分钟，喊他上路，他跳起来走得比谁都快。他走的是来时路，是回程，你得一把抓住他，连摇带晃。男生走到脚烂，女生走得闭经，我若入山，如何还能走得出来！
我们在河南内乡住了一个多月，我竟没有任何规划。我完全脱离了现实，思路纷乱，不能集中。苍天在上，我不早不晚突然生了一个疮，而且不偏不倚地生在右腿鼠蹊之旁，不是大病，无生命之忧，但不良于行，可以列入病号，走水路坐船。苍天怜悯我，不，苍天怜悯我一生行善的母亲。文章写到这里，我跪下祈祷。
这个疮来得突然，无声无臭，右大腿内侧靠近“鼠蹊部”起了圆形的硬块，像塞进去一个桃子。等到它熟透变软，正中央出现了小小的火山口，溢出脓血来。我赶紧到医务室找护士，问这种疮叫什么名字，她说没有名字，中医称为肿毒。还好，我从小就听中医说“病怕无名，疮怕有名”。陈百融同学说，他在河南界首住“流亡学生接待站”的时候，他的鄢陵同乡张坤木生了一个疮，外表不红不肿，只是痛，只是有个疮口每天流血流脓。大概全身肌肉都化脓外流了罢，死的时候骨瘦如柴。那叫“贴骨瘤”，医书上有图有样。
我们的护士姓戚，她下手治疗，动作很快，先把患部包藏的脓血挤出来，再把纱布剪成又窄又长的带子，用黄药水浸透了，从疮口往里面塞。纱布和黄药水是医务室里仅有的药物。现在想想，那样的治疗简直是儿戏，可是那时候她全神贯注，一丝不苟，大约一公尺长的纱布全塞进去，镊子不会碰到疮口。每天换药一次，把沾满脓血的纱布取出来，把浸透了的黄药水的纱布塞进去。人虽长得高头大马，但是手法轻妙，我几乎没有感觉。
我们的护士实在是个好人。她本来也是学生，和未婚夫一同出来流亡，宁愿自己就业，让他去读高等学位。她用那一份微薄的收入接济爱人，养活自己，还把爱人的小弟弟带在身边，照顾他读书。这教人产生许多温馨的想象，例如，他拿到了学位，和她结了婚，他用一生的柔情来报答妻子。
多年后，我们算是懂事了，一想起来就觉得非常担心。我们渐渐能够以男人的眼光发觉她不是一个可爱的女子，她的身材、面容、性格，恐怕都不能使她的中学同学在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回到她的身边。她实在不该自己原地不动，用尽力气把未婚夫推举得那么高那么远。一个人用生命编写剧本时，要先想想自己能在其中扮演哪个角色。
又过了多年，我终于听见了不愿听见的消息。那男子果然和别人结了婚，她曾经投水自杀，幸而（或者不幸）被人救上岸来。
转述故事的人往往把故事的结局省略了，在真实的生活中，结局往往是盘中的残食。我不知道她怎样度过凄苦的晚年，或者上帝安排了补偿。也许上帝只是打发一位和尚告诉她，她不该有那么大的野心，想为自己创造一个有高级学位的丈夫。野心才是痛苦的来源。
我们心地善良的护士对学校当局说，这里有个学生不能爬山，必须坐船。此行有水旱两路行进，水路雇船溯汉江而上，承载档案、粮食、病号和年老的教职员，限制很严。我们大慈大悲的护士力争，她说武当山里野狼多，我若掉队，一定喂狼。
我于是羞答答坐板车到了老河口。老河口当时是美国空军基地，河南战役中一度陷入敌手，两天后夺回。记得老河口的街道很窄，很长，也很直，两旁的房子很高，两层。多年后，看巴拿马运河，还想起这条街。我们走在街心，仿佛伸开两臂就够得着两边的店铺人家，那些人显然是非常努力地生活着，但是与我们完全无干。我们在老河口市民的拥挤与漠视中浩荡了片刻。
如果在市内，我只看到老河口的拘谨，码头则展示出老河口的奔放不羁。水面开阔，完全不像为横渡而设，日光碎而尖锐，逢人乱射，威胁着不准细看。张了帆的船和裸着桅的船交臂而过，样子很悠闲，文人雅士遥瞻目送所体会到的悠闲。那时候我已经知道人在这里流血流汗求生斗死，这里藏着人生许多秘密，除非你仔细看、认真看，你将视而不见。
虽然匆匆一瞥，至今不能忘记，一座水旱码头的复杂与嘈杂，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每个人的脸色都很奇怪，像家中刚刚发生了什么变故。他们站在生存的第一线，我不了解那个世界，也就看不懂他们的脸。来到老河口，看出岁月是在拼拼打打中过，这里才是洪炉，是战场，才有大会战的威势。工商业的节奏操纵我的心跳。我喜欢那种感觉。
然后，不容分说地上了船。
我们的船小，也老旧，穹形的篷很低，差不多要爬进爬出。空间虽然局促，还是要维持男女有别，一条粗席自上而下把船舱分成两半。押船的江老师一家先上了船，夫妻隔席而卧。不用多问，我只有把背包放在江老师的枕头旁边。一分校有个女生也来同船，理所当然，她去挤江师母和孩子。江老师是个非常瘦小的中年人，说话有气无力。他不抽烟，在那年代，抽烟往往是一个中年男人的健康证明。我看他来押船也是个名义，他若爬山，也是喂狼。
船上当然还有撑船的老大。这个人沉默寡言，气氛沉闷，好像给这条骨节响动的老船添了许多载重。后来知道了：江老师早已养成习惯，所有的气力都留着讲课的时候用；江师母害偏头痛，怕声响震动；船老大的陕西话很难懂，懒得和我们纠缠；那位女同学则是心事重重。
第二天天气很好，风向对我们有利，船老大扬起帆来，我说了一句“一帆风顺”。不料那船老大毫不客气地说：“呸，呸！”又摇着手说，“没那事！没那事！”我又惊又窘，江老师觉得他不能不说话了：“你犯了他们的忌讳，他要破解。”
船上有哪些禁忌？江老师说，这问题不能在船上答复，要中午停船休息的时候到岸上去答复。“从现在起，你暂时忍一忍，别说话。”
中午下船休息，江老师破例为我补了半节课。他说，人到新环境，要紧的是别犯忌，所以“入国问禁”。人在船上不能说“帆”，因为“帆”和“翻”同音。凡是“翻”的同音字都是船家的大忌。“吃饭了”要说“吃米了”。船家多半不让乘客打牌，又是“番”，又是“碰”，防不胜防。有个军官坐船押送人犯，他说“犯人”，船老大马上恶形恶状朝他喷唾沫星子，军官莫名其妙，上去给船家两个耳光，闹了一场军民纠纷。
也不许说“倒”。由此引申，南洋群岛，捣乱，级任导师，都不能说。在这里，日本帝国主义不能打倒，“道可道，非常道”也不能念。有一群基督徒坐船，每逢吃饭之前，领队的人说：“我们祷告”，船老大朝他“呸，呸”。每天睡觉之前，领队的人说“我们祷告”，船老大也朝他们“呸，呸”。结果教徒们群起而攻，指着船家叫“撒旦”，船家也大怒，要赶他们下船。
一条船是一个特殊的小社会，它有它的“文化”，似乎创造了一套语言，而船老大有无上的权威。我们不属于那文化，所以东也是禁忌，西也是禁忌。禁忌制造沉默，也可以说对付禁忌的办法是“不作为”。我想起小时候，每逢大年初一或者祖母的寿辰，全家老少都没有什么声音，只听见鸡鸣狗吠，正是因为这时节禁忌特别多。我后来也受过威权专断统治，积累更多的经验。在一个简单的封闭的空间里，似乎也没有理由非说话不可。
船近郧阳，两岸的山峰又向前过了一步，用那些高不可攀的岩石做了江的堤岸。江面很窄，水就加了几倍的速度，深深浅浅，仿效鲁宾逊在石岸上刻下记号。水像是从山上来，从无数缝隙中流出来，那些皱痕都变作水，水无尽无休地挥霍着山，也不知道那些山会不会瘦了几圈，矮了几尺。在这样窄的水道里，山显出瀑布的性格，这条水真的成了一匹白练，可以横过来铺在膝上一段一段傻看。
可是，山是穷山，水是恶水。几千年发生多少地震？山上的岩石碎裂，掉进江心，形成一个一个浅滩，是航行最大的阻碍。断缆沉船，多少行人泪。
山近了，山脚的人家也近在眼前。全是石板屋，像梯田那样一级一级排列起来，那由人走出走进的门，你可以说是洞窟。山东人说“河边出财主”；郧阳推翻了这句话，他们穷，甚至不能供给我们一杯清洁的饮水。在这里很难找到“文明”，即使是一张月份牌；这里却可以找到“文化”，那就是鸦片烟！我上岸乱步，望着没有历史的老人，没有前途的孩子，更难过的是他们没有现在……这时，我忽然闻到一阵阵鸦片的“芳香”！我把船上的人都叫过来，一同为这意外的发现而惊愕而悲酸。
我们逆水行舟，地势越走越高，江面宽阔水势舒缓的地方可以凭借一帆好风，越过激流浅滩就是依赖“纤夫”。纤夫的职业是像拉车一样的拉船。这时为减轻船重，乘员都上岸步行，这就给我们一个机会，清清楚楚地看见他们的工作。在竹纤的末端，他们一个工作群前后错落地分布着，为了节省鞋子，他们赤足；为了节省衣服，他们裸体。不知从哪一代起，纤夫的先进发现劳动最容易损坏衣服，而他们这些在荒山野岭流血流汗的人穿衣服也毫无意义！在这些梯形的小村庄里，纤夫是主要的生产者，是全村的精英分子，他们的需要先被视为特权，后被视为当然，所以，他们从洞窟里走出来的时候已一丝不挂，根本省略了穿衣服脱衣服保管衣服之类的麻烦。在有工可以做的季节里，他们赤条条来来去去，俨然是自以为穿了新衣的国王。
这个工作群的最前端，有一个衣履整洁的人，他一面走一面唱歌，纤夫是依歌声的节拍用力或换步，把各个分散的力量一致集中。在那歌声里，我无法安顿自己的思想感情，二十世纪！人兽不分的生活！管教养卫的国民政府！但是，据说，这般意见不是侮辱了劳苦大众，就是破坏了政府的威信。
我或者可以说，这不是风景，一切不是“风景”二字所能概括。为什么，到底为什么，这样优美的风光，这样龌龊的生活？土地不是为人民而设吗，为什么只看见骄傲的山水、猥琐的人民？“厌看人寰且看山”，没有办法，眼睛看的是山，心里想的是人。山在两岸夹峙，像看护临床那样守望着水，水是果断的也狡狯的从她们的臂弯里逃脱，逝者如斯，却把我们的纤夫牢牢地拴在缆索上，拖着那个肮脏的破旧的奇形怪状的东西，世世代代，生生死死！
纤夫有他的不得已。山地比农村更落后、更劳苦，每座山都是一张脸，愁纹深刻，肌理僵硬。每个山地人的脸也是一座山。
就说我们的船家吧，他从来不用卫生纸，每天蹲在船尾方便，事后伸出手指收拾一下，再把手放进江水冲洗。他也从来不用肥皂。正是这双手，每天还为我们煎鱼煮饭。我们又何尝得已？
恕我直言，我实在无法爱他，我们和他共处，出于“一时的不得已”。推想由国民政府委派到此山此水“为民父母”的人，他们是否爱那些鱼腥刺鼻的石板屋？是否爱那些出生以后从不刷牙的儿童？是否爱那脱光衣服拉纤、穿上衣服抽大烟的男子？我看他们心里也没有爱，他们来到这块只生石头不长五谷的土地上，也是“一时的不得已”。天不时，地不利，匹夫夜呼“人民的军队爱人民”，江水沸腾。
即使是踏着高低不平的石板路长大的年轻人，心里恐怕也有个“不得已”的念头，看他用什么样的眼睛注视悠悠江水，又用什么样的眼睛打量这些匆匆过客！他们一定觉悟只有远走高飞，只有化成蛾丢弃了茧才可以自救。“人挪了活，树挪了死！”走吧，门外就是东去的大江。顺流而下，易；溯江而上，难。离家的人一去不归，留下来的人断奶，含着一个又一个奶嘴，忍受永远的不得已。
想起两千里的长程，一路上听各地民谣小调胡琴洞箫，风味不同，总起来都是愁苦。想河南的旱灾，千万灾民到阜阳就食，男童女童头上插着草标，待价出售。淮上水灾，灾民牵着儿女的手沿街叫卖，男孩无人问价，壮汉抢吃抢喝，为一个馒头遭人用扁担打死。想那场瘟疫，多少人走路摇摇摆摆，扑通倒下去，再也起不来。妇人坐在墙角里，死了，怀里的婴儿还在哭哭啼啼寻找奶头。那时是热血青年，钢铁肝肠，现在回想，椎心般的痛。有人说，这算什么，你见识少，大惊小怪！我不敢反驳。李自成攻破北京的时候，崇祯皇帝问女儿“汝何不幸生于帝王家”，他不知道在他治下有无数百姓早已问过自己的女儿“汝何不幸生于百姓家！”他何尝明白“不幸生于百姓家”是因，“不幸生于帝王家”是果。
政府，也是老百姓的另一种“不得已”吧？如果他们有声音，他们也会说，“请恕直言，我实在无法爱你。”一九四九年机会来了，国民政府和人民互相遗弃，不必争论谁先遗弃了谁。
（选自《怒目少年》）
导读
汉江，苍天给我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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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怎样离开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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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能真正逃出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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