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南在秦，襄阳在楚。
我对陕南的印象，就像清初王士祯所说的，“万垒云峰趋广汉，千帆秋水下襄樊”。十一月份，从襄阳古城小北门出发，第一次去陕南，想法没有像一位拾穗者朋友那样那么强烈。他为考察商帮谋生的艰辛，拓印会馆的碑刻，多次去陕南，甚至在旬阳黄州庙摔断了腰骨，一丁点儿不能动弹。没有办法，只好在旬阳病房里度过春节，滞留数月，方才躺着担架回到襄阳。他的爱人怨叹道：“他这个人啦，肉身沉重，灵魂向西。”翻开一些历史书籍，刘邦的秣马厉兵，李隆基的江南漕运，陈纳德的飞虎相助，都离不开这条汉江。我与陕南人一样，血脉中流着汉江的水。或许，他们与我一样，北人南相，秦音吟哦。我想知道，吃着汉江水的人，是一个什么性格。甚至对秦巴山水充满迷幻的期待，似乎能遇见三五山民腰挂弯刀，披荆斩棘，扑住一只偷吃耕牛的饿虎，将它降伏。因为与天斗与地斗与虎斗，山民们要生存。然后，男人女人，老的少的吹着巫音，跳着端公舞，祈求上苍的保佑。
汽车驶过谷城，越过保康，穿过竹溪，大约两个多小时，就进入了秦巴的陕南。空泛的印象，便越来越清晰了。这个地方两山夹一盆，不南不北，既没有小桥流水，也没有黄土高坡。而是雾随山走，山势曲折，很少见得到水流。千余里的旅途，一山放来一山拦。或山如巨伞，一伞接一伞；或山如叠嶂，一山藏一山；或山如千仞，一关拦一关。山民的房屋，一律躲在山凹处，一律白墙黑瓦，一律山野清风。间或，有两三点人，也孤孤地撑在山坡上，抡着铁镐，撅着屁股，呼哧呼哧在石缝里刨土，刨着人生最后一点希望。我也听到，兵荒马乱的年月，冷集的妇人流落到石泉的故事。新中国成立后，一日，有襄阳的商人在石泉街上卖酒。这妇人已有七旬，硬是追了两里地，只为听到一句话，“我是襄阳的”。她在深山里，已有三十年没有听到湖北口音了。
现如今，国泰民安了。我想知道，陕南是什么样子。
深秋的傍晚，陕南的山色说变就变。
先前，你还会看着，山是绿染着黄，黄就着红。当指着明丽的天空说，它真蓝呀。转眼间，天幕就唰地降了下来，山变成了一条巨大的苍狗，对着天际射出的弱光狂叫。或许，由于陌生人的闯入，山紧张得一团漆黑。汽车拐过山脚，树梢一下子高大起来，河流也近了。要拦的河流，最终拦不住，反射出一道银灰色的光。
有人说：“汉江，从山里流出来喽。”
也有人问：“有灯光，这是进城了吗？”
河边，就是一座城，盆地中的城，叫汉中。在外人看来，田地充裕，他们吃喝不愁。走在街上，显得格外安静，安静得近乎斯文，这与叱咤疆场、横扫六国的秦人有些格格不入。试想一下，陕北的秦人，因喝着黄河的水，而高大威猛，性情强悍；陕南的秦人，喝着汉江的水，软声细语，性情文弱。你便感觉到，斯文是自然的事情。我们穿过一条小巷，往深处走，去找一家图书馆。或许是季节的缘故，巷子里少有灯光，也没有什么行人。
唯有巷口的一个烟摊，才有些许人气。守摊的老汉兀自坐在那儿，盯着灰黑的街道。不管有没有人，他都不急不恼，翘着的嘴角充满笑意。恍若家里的妇人，已给他做好了剖膛的大肉。
去见一位作家，也是那么随性自由。他是汉中人，戴眼镜，留着艺术家的大披头，温文尔雅。写过不少小说、诗歌，拍过不少电影。他说，他喜欢秦岭的宁静与博大，喜欢汉台的沧桑与厚重。当知晓我们从襄阳来，一脸书生喜色。多少年来，他路过襄阳，却没有到过襄阳。又慢条斯理地说，襄阳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多少次梦想，自己去触摸一下那古老的城墙。汉中与襄阳注定有缘，诸葛亮在襄阳躬耕垄亩，纵论天下。在汉中北伐曹魏，鞠躬尽瘁。作家是谦逊的。别人讲话，他总是颔首。尽管他是刘邦、张骞、蔡伦、褒姒的拥趸，还是为金庸笔下的襄阳击节赞叹。
受山势挤压，汉中的街市不大。城外，人们却执意地留出大片的土地，种水稻、玉米、小麦、油菜、烟叶，俗称“汉中粮仓”。山中，任由金丝猴、大熊猫、羚牛，满坡撒野，肆意地跳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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