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南在秦,襄阳在楚。
我对陕南的印象,就像清初王士祯所说的,“万垒云峰趋广汉,千帆秋水下襄樊”。十一月份,从襄阳古城小北门出发,第一次去陕南,想法没有像一位拾穗者朋友那样那么强烈。他为考察商帮谋生的艰辛,拓印会馆的碑刻,多次去陕南,甚至在旬阳黄州庙摔断了腰骨,一丁点儿不能动弹。没有办法,只好在旬阳病房里度过春节,滞留数月,方才躺着担架回到襄阳。他的爱人怨叹道:“他这个人啦,肉身沉重,灵魂向西。”翻开一些历史书籍,刘邦的秣马厉兵,李隆基的江南漕运,陈纳德的飞虎相助,都离不开这条汉江。我与陕南人一样,血脉中流着汉江的水。或许,他们与我一样,北人南相,秦音吟哦。我想知道,吃着汉江水的人,是一个什么性格。甚至对秦巴山水充满迷幻的期待,似乎能遇见三五山民腰挂弯刀,披荆斩棘,扑住一只偷吃耕牛的饿虎,将它降伏。因为与天斗与地斗与虎斗,山民们要生存。然后,男人女人,老的少的吹着巫音,跳着端公舞,祈求上苍的保佑。
汽车驶过谷城,越过保康,穿过竹溪,大约两个多小时,就进入了秦巴的陕南。空泛的印象,便越来越清晰了。这个地方两山夹一盆,不南不北,既没有小桥流水,也没有黄土高坡。而是雾随山走,山势曲折,很少见得到水流。千余里的旅途,一山放来一山拦。或山如巨伞,一伞接一伞;或山如叠嶂,一山藏一山;或山如千仞,一关拦一关。山民的房屋,一律躲在山凹处,一律白墙黑瓦,一律山野清风。间或,有两三点人,也孤孤地撑在山坡上,抡着铁镐,撅着屁股,呼哧呼哧在石缝里刨土,刨着人生最后一点希望。我也听到,兵荒马乱的年月,冷集的妇人流落到石泉的故事。新中国成立后,一日,有襄阳的商人在石泉街上卖酒。这妇人已有七旬,硬是追了两里地,只为听到一句话,“我是襄阳的”。她在深山里,已有三十年没有听到湖北口音了。
现如今,国泰民安了。我想知道,陕南是什么样子。
深秋的傍晚,陕南的山色说变就变。
先前,你还会看着,山是绿染着黄,黄就着红。当指着明丽的天空说,它真蓝呀。转眼间,天幕就唰地降了下来,山变成了一条巨大的苍狗,对着天际射出的弱光狂叫。或许,由于陌生人的闯入,山紧张得一团漆黑。汽车拐过山脚,树梢一下子高大起来,河流也近了。要拦的河流,最终拦不住,反射出一道银灰色的光。
有人说:“汉江,从山里流出来喽。”
也有人问:“有灯光,这是进城了吗?”
河边,就是一座城,盆地中的城,叫汉中。在外人看来,田地充裕,他们吃喝不愁。走在街上,显得格外安静,安静得近乎斯文,这与叱咤疆场、横扫六国的秦人有些格格不入。试想一下,陕北的秦人,因喝着黄河的水,而高大威猛,性情强悍;陕南的秦人,喝着汉江的水,软声细语,性情文弱。你便感觉到,斯文是自然的事情。我们穿过一条小巷,往深处走,去找一家图书馆。或许是季节的缘故,巷子里少有灯光,也没有什么行人。
唯有巷口的一个烟摊,才有些许人气。守摊的老汉兀自坐在那儿,盯着灰黑的街道。不管有没有人,他都不急不恼,翘着的嘴角充满笑意。恍若家里的妇人,已给他做好了剖膛的大肉。
去见一位作家,也是那么随性自由。他是汉中人,戴眼镜,留着艺术家的大披头,温文尔雅。写过不少小说、诗歌,拍过不少电影。他说,他喜欢秦岭的宁静与博大,喜欢汉台的沧桑与厚重。当知晓我们从襄阳来,一脸书生喜色。多少年来,他路过襄阳,却没有到过襄阳。又慢条斯理地说,襄阳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多少次梦想,自己去触摸一下那古老的城墙。汉中与襄阳注定有缘,诸葛亮在襄阳躬耕垄亩,纵论天下。在汉中北伐曹魏,鞠躬尽瘁。作家是谦逊的。别人讲话,他总是颔首。尽管他是刘邦、张骞、蔡伦、褒姒的拥趸,还是为金庸笔下的襄阳击节赞叹。
受山势挤压,汉中的街市不大。城外,人们却执意地留出大片的土地,种水稻、玉米、小麦、油菜、烟叶,俗称“汉中粮仓”。山中,任由金丝猴、大熊猫、羚牛,满坡撒野,肆意地跳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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