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诗创生之初语言方式的现代嬗变，是以时间观念的现代嬗变为内在依据的。正是这种时间观的奠基作用，中国新诗的初创者以“进化”为理论依据，在语言、表达方式等方面对中国诗歌进行革命，以求在时间上追赶西方，在文化上与西方形成一种“共时”的状态。随着外在世界的敞开，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发现并接受了新的计时方式，这样一种面向未来的新的时间意识令人激情满怀。从某种程度上说，促进中国诗歌由古典向现代转变的深层思想动因，正是时间观念的现代嬗变。在新诗的奠基者胡适那里，正是一种以线性时间为依托的文学进化论观念潜在地支撑了他对新诗的“尝试”。作为中国新诗的重要发起者，胡适就是在进化论的思想指导下，从诗体的进化这一角度为新诗指出了方向，“直到近来的新诗发生、不但打破五言七言的诗体，并且推翻词调曲赋的种种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样做，就怎样做。这是第四次的诗体大解放。这种解放，初看去似乎很激烈，其实只是三百篇以来的自然趋势。自然趋势逐渐实现，不用有意的鼓吹去促进他，那便是自然进化。自然趋势有时被人类的习惯性守旧性所阻碍，到了该实现的时候均不实现，必须用有意的鼓吹去促进它的实现，那便是革命了。一切文物制度的变化，都是如此的”。②诗歌的进化思想在当时有着普遍性，周无从诗的主观和客观两方面讨论了诗的时间关系，“所以诗的根本上是进化的。是有时间的关系。背了这个自然律，便应该淘汰。……诗是绝对的有时间关系，时间关系是绝对的进化，诗是绝对的存在的”。①而中国古诗之所以被淘汰，恰恰是因为“千年以来，成了相互不进化的现象”。康白情也有这样的论述，“从历史上看来，人群思想底进化，是从法古而至于法今，从师人而至于师己，从地方的而至于世界的。新诗以当代人用当代语，以自然的音节废沿袭的格律，以质朴的文词写人性而不为一地底故实所拘，是在进化底轨道上走的。——进化非人力所能挡的住的”。②在胡适的周围，围绕着周无、康白情等诗歌进化的一群信徒，他们在当时的理论阐释，为新诗在中国语境中的“合法性”地位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某种意义上，新诗的初创者共同遵循一种特定的时间哲学，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文艺复兴”，“它完成了在意识形态上与时间的一种革命性同盟。它的整个时间哲学是基于下述信念：历史有一个特定的方向，它所表现的不是一个超验的、先定的模式，而是内在于各种力之间必然的相互作用。人因而是有意识地参与到未来的创造之中：与时代一致（而不是对抗它），在一个无限动态的世界中充当变化的动因”。③“五四”一代所信仰的“时间哲学”在很多情况下是潜隐在他们言论中的，而具体到中国新诗，则与具体的语言变革、形式革新等密切联系，促成了中国新诗的发生，并内在地改变着初期中国新诗的文本质地。由“进化论时间”所昭示的鲜明时间指向，早期新诗人们“现代时间观念的内化，表明诗人生命存在方式的改变，意味着诗歌现代性的真正发生。它标志着中国诗歌的根本变化，标志着新诗的真正出现。这是新诗与旧诗根本区别所在，是新诗的内在规定性，具有这一内在特征的诗歌才可能成为新诗”①。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时间观念作为意识深处一种更加本源的思想力量，有效地促成了中国新诗的发生，并成为新诗现代性的起点。
如雪莱所言，“一个伟大的民族觉醒起来，要对思想和制度进行一番有益的改革，而诗便是最为可靠的先驱、伙伴和追随者”。②中国新诗的发生与“五四”时期的思想和制度改革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而作为思想原动力的，则是以进化论为基础的线性时间观，“那种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处在重大历史的拐点和开端，自觉的创造历史的时间意识主要是在‘五四’时期确立的”。③它作为新诗发生的“基础动力”，对后世的诗歌发展有深远的影响。在以往的新诗发生研究中，往往将论述的视角延伸至晚清的诗界革命，将新诗的发生叙述为一个旧体诗在外部冲击下不断瓦解的过程，并强调新诗在语言、文体上的革新，“新诗的发生”被讲述为一个以语言革新为指向、以文体变革为动力、以胡适等为先锋的生动历史故事。当这种讲述形成了公认性的“知识”,就对新诗发生机制中的深层动因形成了遮蔽。实际上，作为白话文运动“急先锋”的新诗，它的发生有着更为广阔、深远的社会思想背景，基于进化论的现代时间观就是一种重要的内驱力。因此，重新深入历史现场，挖掘新诗发生的深层思想动力，对新诗发生之复杂机制的澄清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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