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多年前，一个伟大的英国人、达勒姆主教理查德·德·伯里曾撰文赞美书。他说：“书是我们的老师，但上课不用教鞭，不用戒尺，不会责骂，不会生气，不穿教袍，不收学费。如果你上前讨教，书不会漠然置之；如果你提出问题，书不会留有余地；如果你有误解，书绝不会抱怨；如果你显得无知，书也不可能嘲笑。因此，这座智慧宝库比所有财富都更珍贵，人们渴望得到的宝藏东西都比不上书的价值。故而凡承认自己是真理、幸福、智慧、科学，甚至信仰的热忱追求者，都必须让自己成为爱书之人。”
伯里数百年前就能说出这番真话，那我们今天还有多少可说的呢？首先让我们想象今天的条件比那时候好多少。姑且不说印刷便利，书价有多便宜。如今花一杯啤酒或两斗烟草的钱，谁都可以买到够读一个月的书；与此相反，在伯里的那个年代，图书价格非常昂贵。另外，今天的书开本较小，方便阅读，而那时的书开本很大，非常笨重，携带和阅读都极为不便。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最具学术性的书也是“轻松读物”。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不仅有伯里当时能看到的全部最有趣味的书，还有许多他不曾见过的书，甚至包括许多曾一度佚失，现又被重新发现的古代文学作品。几乎可以这么说，在伯里那个年代，人们尚不知小说为何物。至于诗歌，伯里生活的时代还没有莎士比亚、弥尔顿、司各特和拜伦，更不用说更近代的诗人了。我们今天还有库克船长、达尔文、洪堡，以及其他许多伟大的探险家和探索者，他们的经历读来都引人人胜，令人愉悦。在科学方面，现在已有了化学和地质学等新兴学科，而人类的发现进程也让博物学、天文学和地理学等其他所有学科都变得更加有趣。
叔本华曾注意到，他的学问虽说没给他带来任何收入，但却为他节省了大量开支。作为一个民族，我们必须怀着感激之心承认，科学不但大大增加了我们的收益，还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大大减少了我们的支出。我们花在学校、图书馆和博物馆上的钱与其说是开销，不如说是投资。不过，我们提倡兴建学校和公共图书馆，并非因为它们能替我们省钱，而是因为它们能让我们的同胞生活得更轻松愉快。须知穷人的生活几乎没什么乐趣可言。
我曾多次遭到友好的嘲笑，因为我表达过这样一种观点：在下一代人中，主要的读者将会是我们的工匠和技师。
但公共图书馆的持续增加不正是支持我这个观点的证据吗？要兴建免费公共图书馆，先得进行公民投票，而众所周知，律师、医生、商人和神职人员在投票人中只占少数。公共图书馆得以建立，主要是靠为数众多的工匠和小店主，图书馆也主要由他们使用。书对在城里工作的人来说尤为必需，因为他们的生活非常单调。从前野蛮人的生活方式要丰富得多。野蛮人得观察其欲获猎物之习性，观察动物的迁徙规律和觅食的地方；他们必须知道何处能捕到鱼，如何捕鱼；他们还得制造武器，建造房屋；就连我们今天轻而易举地生火，对他们来说也是件既需要体力又需要技术的重活。乡下农民做的事也多种多样。他们耕地，播种，割草，收获。他们在一个季节使用犁耙，另一个季节则用斧头镰刀。他们牧羊，放牛，养猪，种田，扎篱笆，捆麦束，而这一切绝非看上去那么容易。据说曾经有个陌生人到华兹华斯家，要求看看他的书房，女仆对陌生人说：“这是我家主人的房间，他的书房都在田野里。”农民在田野里可学到许多知识。他们所知道的比我以为他们知道的要多得多。那是实践知识，不是书本知识，但一点不比书本知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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