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金·奥尼尔悲剧的酒神精神研究》：
农业和工业是现代国家建立的基石，也是决定人类文明能否继续存在和延续的关键。美国这般体量的西方发达国家为了确保自身国际地位稳固和战略目的之实现，必须以超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工业、农业实力作为保障，其国内存在足够数量依靠出卖劳动力来换取必要的生活资料的农夫、工人群体，这些生活在最底层的人物实际上是维持美国社会、经济平稳运行、发展的关键支柱之一。但是，由于资本主义体制存在固有的矛盾，大量社会财富掌握在上层社会手中，为生产这些资料输出劳动力的农民、工人们反而要为此承担更大的风险。尤其进入现代以后，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进一步拉开西方社会各阶层的差距，农夫、工人的工作、生活条件没有随生产力提高得到改善，反而被剥削得更加严重。创造物质者最终沦为了物质的奴隶，一般无二的“人”被依据资产的多寡划分成对立的阵营，他们的处境被奥尼尔敏锐地把握并反映在作品中，控诉西方文明的繁荣是以现代人精神的空虚和人性的堕落为代价的。一些西方左翼批评家却曲解其意图，攻击奥尼尔丑化劳动者，是“资产阶级作家”，这一评价是不公允的，其中期的悲剧作品《榆树下的欲望》和《毛猿》是反驳该说法的有力佐证。
《榆树下的欲望》写于1924年，正值美国经济大繁荣，物质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全剧围绕“欲望”主题展开，主要表现了信奉清教主义的新英格兰农场主凯伯特与其儿子伊本、后妻爱碧三人间错综复杂的利益纠纷和伦理关系。青年农夫伊本刚出场时就不是一个本分的庄稼人，他似乎有些特别的浪漫情调，情不自禁地赞叹着落日带来的美感，奥尼尔形容伊本“像一头被困的野兽”，“每天对他都是一个牢笼，他发现自己被困在里面，却又不甘屈服”。[1]原因在于其父凯伯特恪守清教徒的教条（教会的实践是敌视生命的），[2]常年以专制家长的姿态强迫儿子们为他干活却不肯给予报酬；加之伊本的母亲嫁给凯伯特后，因丈夫待人苛刻，过分操劳而早早辞世，使伊本对父亲怨恨有加，以至“但愿他早死”。[3]伊本与父亲的纠纷并不仅限于表面上的感情不和，矛盾背后实则隐藏着经济利益上的冲突：对田庄继承权的争夺。伊本固执地认为田庄是母亲留下的遗产，只有他才是唯一合法的继承人，正是这种思想促使他盗取了凯伯特的钱财，说服两个异母兄长远走加利福尼亚淘金，以便排挤掉潜在的竞争者。而凯伯特是绝对不允许儿子威胁自己的地位和利益的，于是迎娶了第三任妻子爱碧，这一行动无疑增加了伊本的忧虑，田庄代表的物质财富和父亲象征的传统观念构成了束缚伊本的囚笼。伊本起初将野心勃勃的继母视作头号仇敌，她对田庄的一切都充满了占有欲，与怀有同样想法的伊本的交锋是不可避免的。经过短暂的针锋相对后，她身上那种“骚动、野性和不顾一切的气质”发挥了奇异的作用，爱碧和伊本确实是同类型的人，他们都不敬权威的上帝，追求感官刺激和享乐，心灵容易受强烈的情绪驱使而变得疯狂，而这些都是构成“酒神气质”的要素。双方的关系由于本能的性冲动发生了微妙的转变，起初伊本尚且出于利益考量和道德羁绊逡巡不前，但随着他身上占有母亲、报复父亲的“俄狄浦斯情结”在爱碧的情感攻势下得到满足，二人终于发生了“不伦”之恋。首先是在伊本的房间，爱碧被继子所接受；继而在停放过伊本母亲遗体的客厅（伊本一直认为母亲的灵魂还停留在那里，爱碧初次进入时也“暗中好像觉得有什么东西”，这间屋子代表着“母亲”身份，爱碧在这里完成了与伊本生母合二为一的“仪式”，儿子“进入”了母亲，二人至此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乱伦），[1]伊本和爱碧在狂热情欲和对凯伯特仇恨情绪的驱使下走到了一起，互相占有了对方。《榆树下的欲望》前两幕向观众和读者展示了人类原始的生命冲动（性欲望）是怎样复苏并预备向一个存在信仰危机和物质崇拜的社会采取报复行动的，为悲剧在最后一幕达到高潮积蓄着力量，因而奥尼尔有意将氛围营造得极其压抑。
尼采说：“感性的升华叫做爱：它是对基督教的伟大胜利”。[2]伊本与爱碧的感情急剧升温，他们的儿子诞生了，只有被清教思想“阉割”了的凯伯特被蒙在鼓里，[3]从而引发了更激烈的冲突。凯伯特为了打压儿子，诈称爱碧早已计划把伊本赶走，所以故意让他放松警惕，而自己已决定要将田庄全部留给爱碧和婴儿，“一根木头一块石头都没有你的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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