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学与道德关系思想研究》：
不过，波德莱尔并没有片面强调道德对于文学的作用。在他看来，艺术家拥有丰满、充沛的人性，艺术家同时就是道德家，以美为目的的艺术作品自身就是道德的，它无须追求外在的道德目的。因此波德莱尔拒斥把文学视为实现道德目的的手段，强调成功的文学作品自身就具有道德性，这种道德性是同审美愉快密切结合在一起的。他在《维克多·雨果》一文中所提的观点最能代表他对于文学的道德功用的理解：“这不是那种喜欢训诫的道德，那种因其学究的神气、教训的口吻能够败坏最美的诗的道德，而是一种受神灵启示的道德，它无形地潜入诗的材料中，就像不可称量的大气潜入世界的一切机关之中。道德并不作为目的进入这种艺术，它介入其中，并与之混合，如同融进生活本身之中。诗人因其丰富而饱满的天性而成为不自愿的道德家。”波德莱尔在此否定的是利用文学作品进行直接的道德训诫，他认为文学作品的道德功用应当来自捕捉万物应和关系创造意象，从而反思庸碌的生活，批判病态的社会，强化审美效果，震撼读者心灵。这意味着，波德莱尔主张将道德因素不留痕迹地渗透到文学的审美创造之中，以美统摄善，使文学的道德作用内在于审美效果之中得以实现。
与文学的道德功用直接关联的问题，是文学的道德倾向性。波德莱尔不赞同作家在作品中直接表明道德态度，提出作家的道德立场应当通过作品自身的逻辑显示出来。有人在《包法利夫人》出版后批评作者福楼拜没有在作品中公开否定不道德现象。波德莱尔对于福楼拜则采取支持态度，同时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创作观念：“真正的艺术品不需要指控。作品的逻辑足以表达道德的要求，得出结论是读者的事。”波德莱尔在《恶之花》中并未明确否定作品展示的丑恶现象，而是借助于作品中对丑恶现象与美好事物流露出的不同情绪显示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发掘丑陋与怪诞事物的美，使人们从中体会作品的道德意义。由此可见，波德莱尔一方面反对作家刻意为了道德的目的而创作，另一方面又强调作家不能无视道德而随心所欲写作，他本人也一直否定单纯以刺激人的感官欲望为能事的淫秽文字。波德莱尔对于文学的道德倾向性问题做了总结：文学越是追求明确的道德倾向性，就越是减弱其道德力量；与此相反，文学越是远离直接的道德教化，就越是接近“纯粹的、无所为的美”，从而实现其道德价值。
王尔德曾经以偏激的语言强调文学与道德格格不入，认为文学完全不应该以道德说教为内容、为目的，作家可以完全撇开道德方面的考虑，文学与善恶无关。不过，王尔德又承认了文学和道德之间有着密切联系。比如王尔德为自己的小说《道连·葛雷的画像》辩护说：“这是一部含有道德教训的小说。那道德教育就是：一切的过分，跟一切的压抑一样，会招致惩罚。……是的，在《道连·葛雷的画像》中有一种可怕的道德——一种好淫的人所不能发现的道德，但是，对于一切心灵健康的人，它是明显的。”事实上，《道连·葛雷的画像》的结局并不是在“道德”与“美”的冲突中，“美”获得了胜利，而是“罪恶”受到了惩罚，显示了非常清晰的道德寓意。王尔德还举例具体论述了艺术的道德功用：“我们在一出戏剧中流下的眼泪是一种优雅而无实际意义的情绪，艺术的作用就是唤醒它。我们哭泣，但是不会受伤；我们伤心，但是我们的哀伤不是痛苦的。……然而，如果我可以再次引用伟大的希腊艺术批评家的话，我会说艺术为我们添加的悲伤起到的是净化和激发的作用。正是通过艺术，也只有通过艺术，我们才能够实现自己的完美；通过并只有通过艺术，我们才能够保卫自己远离现实存在的龌龊险境。”显而易见，王尔德主张艺术的自主性的目的在于使人保持与污浊现实的距离，实现艺术的道德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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