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
岭背苏屋村村主任苏为民中午从县纪委回到村里，就找村委会几位村委到村山前的一家小馆，要了几个下酒菜。酒足饭饱后，苏为民对同来的几个村委说，把村副主任、会计苏义一起叫上，按往常规矩上山打野猪。
苏义从家里赶来时，苏为民和几位村委已进入了“作战区”。近来野猪猖獗，村民怨声四起，苏为民也组织了几次全村性的大捕杀，但野猪一代胜过一代，前仆后继，与村民搞“持久战”“伏击战”“麻雀战”“游击战”。苏为民不怕野猪狡猾，什么战他都游刃有余。每次打野猪，他都习惯拿他那支32型祖国牌猎枪去。因为枪支管理严格，这支32型祖国牌猎枪他昨天才从镇派出所枪支管理股取回来，其他几位村委的猎枪也是他一同领回来的。
在路上，苏为民对一位村委说：“野猪竟然拱垮了几家村民的储物房，连我家的土墙都被拱坍塌了。”
“这真是在太岁头上动土了。”苏为民最后说。村委们应声附和，要求全力组织围捕行动。苏为民原定下周五才出动，上山展开围捕行动，但今天他决定提前行动，为民除害。
苏为民从背后取下32型祖国牌猎枪，对我说：“大记者，你知道这枪是从哪里来的吗？是我十几年前，从老大队长（现在叫村主任）的血泊中捡回来的——老大队长自杀了，用的就是这支枪。而今我不会用它来自杀。”
我点了点头。我原本急不可待地要早点回城，但此时苏为民的话倒引起了我的兴趣。火烧火燎的大白天，空气里没有一点水分的时候，那高高的山林远处，还有不知从什么地方升腾起来的雾气。
“根据老大队长的遗言，这杆枪只能交给我。这枪是东江游击队队员遗留下来的法式猎枪，打土匪时这枪没有误伤过同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游击队司令员将它奖给老大队长。老大队长在弥留之际，还递给我两盒子弹。他痛苦地呻吟着，对我说‘你补一枪吧’。在我们抬着老大队长回村的路上，远处响起了隆隆雷声，乌云密布。老大队长痛苦的呻吟声，被掩埋在巨大的雷雨声中。”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会过去的。”苏为民自言自语。
也许他说得对。他和我不一样，他是个万事通，上明政事官事，下察家庭婆媳矛盾。前明往事，后有深思，甚至于天气变化的细微征候他都能洞察几分。
“走过番薯地，直奔绿豆地，那里通常是野猪栖息的地方。听明白了吗？好了，别磨蹭了，快上山。”
这个土皇帝在我想尽早离开这里时硬留住我，而现在又像赶牲口似的赶我陪他上山打猎。
我忍气吞声地沿着山坡小径上了山，这条山路穿过环绕村庄的一片黑压压的灌木林。那些又大又矮的房子屋顶，活像深深按下去的瓶盖子。直到那些屋顶看不见时，我仍然心乱如麻，思绪老围着村主任苏为民和会计苏义打转。他用5万元奖赏当作诱饵，要我给他们村写篇报道（其实是想给他这个村主任写篇歌功颂德的文章在省报发表）。如能把他的事迹在全省或全国宣扬，就将我的叔公安排进村委，享受特殊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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