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衣的故事
冬至一过，气温骤降，即使在深圳这个年均温度很高的城市，也感到了寒意。周末，我和爱人去逛超市。超市的售衣架上挂满了新上市的冬装，琳琅满目，新潮时尚。我俩在标价一万五千元的貂皮大衣前驻足，年轻的售货员立刻走上前来，“先生，试穿一下吧，没关系的。”“好吧！”我说。当我脱去夹克，套上这件名贵高档的大衣，又拉上襟前的拉链后，爱人的脸上闪着欣悦的光彩，“啊，真好看，今天没带信用卡，不然我们就买了。”爱人的话不知是真是假，太出乎我的意料了。这几年我们退休后，分别在广深地区的教育和卫生部门受聘，经济状况好了许多，但也从没奢望过买这等名贵的衣服！我便对售货员说：“我们再转转，再瞧瞧。”过了两周，气温有所回升。阳光明媚，我和我的一个球友到市体育馆去买乒乓球拍，正碰上馆内搞展销，架起了好几个篷子，篷内所陈，让人目不暇接。我们有意无意地转悠着，在专卖皮草的篷区我又看见了好几件貂皮大衣，一瞧标价，比超市少了几千块，我的心“咯噔”一下。我的朋友怕那是假货，就说：“你卖的这貂皮怎么是黑的？”“貂皮不是黑的还会是白的？你懂不懂？”卖衣的那小伙操着一口纯正的东北口音，他的反问倒把我们问住了，我们装着想买的样子和他煞有介事地还起价来。最后，我说：“既然你不肯降价，那我也得回去和太太商量一下看值不值得买。再说，深圳这地方，你不知道？买了它一年也穿不了几天，买它还不是为了好玩。”“那你就押一百元放在这做订金吧！”“订金？那就不必要咯。放心吧，我们会来的。”
如此昂贵的服饰，那毛茸茸的内衬，那细腻柔软的貂皮外套，披上它如同置身于温室之中。看着它们，竟想起了我青年时的一些事情。
那是一九五八年八月，我进入郴州苏仙岭下的师范学校学习。报名的第二天，学校发的不是新书，而是一根扁担、两个竹筐，要我们上山挑矿石。老生已经在校内砌起了两个土高炉，炉顶冒着火苗，炉下的风箱由八人一组轮流着拉，拉得呼啦啦地响。那其实是战国时期的冶铁方法，所炼出的生铁也被证明不能用于现代工业。年底，校领导又有所谋划，要在苏仙岭的一个山坳建水库。动工前夕，北风呼啸，下着冻雨，全校师生聚在大礼堂听动员报告。台下的同学大多数来自农村，衣衫单薄，个个冻得瑟瑟发抖。白天的我们泡在雨里、水里、雪里、泥里，傍晚收工回来，大家围着炉子取暖。此时，不能离炉子太近，那样的话，热气扑到脚上，脚会像针刺一样疼，得离炉子远点，慢慢地让身子暖和起来。
我的个子又长了，一套旧棉裤极显狭小，尤其是裤管，悬在踝骨之上。我把棉裤拿到街上想找专搞缝补的老太太把棉裤接一截，我问她要多少钱，“五角钱。”“三角吧？”“不行，里面要镶棉花，很麻烦的。”那时，一角钱能买四个油饼，五角钱就可以买二十个油饼，我们每餐每人一钵饭，油水又少，哪里够吃！结果，我没接棉裤，省下的五角钱买了二十个油饼吃。两个星期后，五角钱没了，可是整个冬天都很冷！怎么办呢？晚上我躺在床上想，何不把那棉裤改成个小袄，粗针大麻线，我自己就可以搞定，反正是穿在里面。第二天，我找了剪刀、粗针和长线，一个人躲在宿舍里按照心里想的去做，襟前没用扣子，只钉了三对带子。做好后，我穿上，再套上旧棉衣，唔哇！有了两层棉，暖和多啦，我心里好高兴啊！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马田煤矿子弟学校教书，正值一九六一年，各种生活物资的供应更为紧张，油、布和各种生活用品定人定量——油每人每月只限三两，布票每年一丈二，肥皂、毛巾、鞋袜、白糖、烟酒等，无一不凭票购买。票发到单位，经民主评定分配给最需要的同志。转眼冬天就来了，矿井下的温度比地面更低。我原先的冬装离校时就没要了，怎么过冬呢？我得到了许多同人的关心，有一位从机关调到学校的老师给校长提了建议，是否可以向矿领导申请一件矿工的棉工作服。校长叫欧阳盛惠，她曾经是省级优秀教师，二话没说，当即把我带到了矿党委副书记张建光的家里。
张书记和他的爱人都是南下的老干部，我们走进他家时，他正坐在煤炉火边，炉上罩着一个竹笼，竹笼上烤着婴儿的尿布。我们刚坐下，欧阳校长就开门见山，代我说明了来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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