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有关盛唐文学的整体研究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就学术专著出版而言，赵林涛和孙微著《唐代河北诗人研究》一书是对唐代河北地区的诗人的整体研究。该书系统论述了在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河北诗人在完成唐诗的奠基、繁荣、巨变、蜕变等关键问题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书中也论及今天河北地区的盛唐文学。

在古籍整理方面，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了盛唐山水田园诗人的版刻雅韵丛书，其中便有《凌刻套印孟浩然诗集》。该书乃明末凌濛初刻《孟浩然诗集》，收入了孟浩然的全部诗歌，又辑录了宋代刘辰翁、明代李东阳的批语，以朱色套印，对阅读孟浩然诗颇有启发和帮助。此书是据南京图书馆藏凌刻朱墨本影印而成，对孟浩然诗歌研究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除此之外，学术界对于出土文献给予了深切的关注。胡可先和杨琼编著的《唐代诗人墓志汇编》中收集了作者多年来从各处搜集的190余位诗人的墓志，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五代十国五编，汇为一书。其中既有张说、张九龄、王之涣、郑虔、韦应物、李益等著名诗人，也有许多不太著名的诗人，甚至《全唐诗》中未收录的诗人，仅在墓志里记录其诗作，这更显得弥足珍贵。这些诗人的墓志为研究唐代诗人及其诗作提供了新材料，可以拓展唐诗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文献价值。

在学术期刊方面，龙正华《西域文化与盛唐诗歌百年研究的回顾与反思》（《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一文认为20世纪初至今，在西域文化对盛唐诗歌的影响方面的探讨，其成就主要有四方面：一是对盛唐胡乐舞的文化知识及其对诗歌的影响分析得较为详细；二是对葡萄酒传入中原的历史过程及其对盛唐诗歌的影响研究得较为深入；三是对盛唐诗歌的胡姬形象、胡商形象与蕃僧形象及其文化意蕴有较为准确的分析与概括；四是探明盛唐诗歌特质的形成主要得益于塞外少数民族人民身上那种富含铁质血液的输入。其不足主要为：一是胡乐、胡舞、胡戏进入文学的过程及其对盛唐诗歌的影响阐释得不够充分；二是胡酒文化意蕴的形成与变化及其对盛唐诗歌的影响探讨得不够深入；三是盛唐诗中的胡人形象及其成因与文学意义的探讨还不全面；四是西域文化如何给盛唐诗歌注入生命活力的研究还有待推进。这些成就与不足表明，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探讨西域文化对盛唐诗歌的影响，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吴相洲和雷淑叶《论盛唐山水诗写作三大地域形成过程及其原因》（《中国语言文学研究》2021年第1期）认为盛唐时期诗人在荆楚、吴越、长安周边三个区域的山水诗写作尤为兴盛。其中荆楚田园山水诗写作主要在开元年间, 以孟浩然为代表；长安周边山水诗写作主要在天宝年间, 以王维为代表；吴越地区山水诗写作横跨两个时段, 以流寓诗人为主。此外，山川秀美、风情宜人、文化遗迹、交通便利、名人感召是促成三大区域形成的重要条件, 而每个区域的具体条件又各不相同。

陈小蕊《三个向度试论“盛唐气象”的出现》（《文艺争鸣》2021年第6期）认为“盛唐气象”的出现和经济、政治、文化这三个向度是密不可分的。从经济角度来看，盛唐时期，国家经济力量上升，商业的发达，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极大地鼓舞了人们追求美好人生的愿望，极大地鼓舞了人们生逢盛世而想积极作为实现个人价值的豪情壮志；从政治角度来看，南北政治统一已然完成，知识分子重新参与国家发展进程的意识逐渐回归；从文化角度来看，盛唐时期，南北文化的融合互鉴，新的文化在士人阶层形成广泛认同。因此，盛唐气象的出现是由以上三者共同合力创造的结果，缺一不可。

王赟《盛唐“风骨”诗学观的审美特征》（《文学教育》2021年第6期）认为盛唐时期的“风骨”诗学观有着独特的审美特征，具有饱满的情怀，昂扬壮大的气势和自由独立的精神之美，体现着唐诗非凡的艺术感染力，风骨美在盛唐时期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作者通过对盛唐诗歌“风骨”理论审美特征的归纳后发现，该理论对于理解当时诗歌的艺术特征、审美情趣和创作方式都有着极大的帮助。

音乐与文学的关系研究也是盛唐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内容。柏红秀《论〈霓裳羽衣曲〉在唐诗中的书写及诗歌史价值》（《江苏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认为《霓裳羽衣曲》虽为盛唐时期的名曲，但此时描写《霓裳羽衣曲》的诗作极少，中晚唐诗人则以它来审视盛唐历史的兴与衰，或将之视为太平乐来赞美，或将之视为乱雅的俗乐来批判。中晚唐诗人们还描写此曲在当时的发展状况，写它在民间宴会特别是家庭宴会上的活跃、规模的缩小以及形式的多样。作者通过对《霓裳羽衣曲》在唐诗中的书写的梳理认为，其诗歌史价值主要有二：一、《霓裳羽衣曲》虽然是盛唐名曲，但是在中唐时才被融入诗歌创作，这除了跟中唐诗人们的努力相关，更与它此时从宫廷向民间的扩散历史密不可分。二、面对盛唐这首著名的乐曲，中晚唐诗人并不囿于传统儒家“重雅轻俗”音乐思想，而是扎根生活积极创新，将之塑造成太平盛世和美好生活的典型意象。

在学位论文方面，赵凯莉《“盛唐气象”研究》（黑龙江大学2021年硕士学位论文）一文对“盛唐气象”进行研究。文章主要从文学艺术上的青春美和艺术美两方面展开论述：一方面，盛唐众多诗人的创作汇聚成了蓬勃的高歌，这是青春的礼赞。书法经历了从初唐时期的婵娟婉媚转向盛唐草书龙飞凤舞，这是青春的恣意挥洒。盛唐同样是一个乐舞的高潮，乐舞充满欢乐、自由，这是青春的欢快心音。由诗歌、书法、乐舞三个层面展现了盛唐的青春美。另一方面，作者以诗歌、石窟、乐舞为研究对象，展现了诗歌的壮丽之美，石窟艺术的雄伟之美，乐舞中的热烈之美，从而体现出盛唐时期在气势上的艺术之美。

韦敏珠《文学地理学视野下的盛唐江南山水诗研究》（广西师范大学2021年硕士学位论文）一文以文学地理学的方法对盛唐时期江南山水诗做了整体性的考察。文章通过对盛唐江南山水诗作者籍贯进行统计后，发现江南本籍诗人创作的江南山水诗数量远远少于外籍诗人所作同类作品。同时，在盛唐诗人的笔下，庐山和洞庭湖被描写得最多，其次为金陵与京口、杭州与永嘉、秋浦与当涂等地的山水。从盛唐江南山水诗的思想意趣与地方文化的关系来看，盛唐江南山水诗涉及到的地方有各自的地理特色与地方文化，它们影响了诗人的审美取向与情感态度，从而使得诗歌的思想内涵带上了地方文化色彩。从盛唐江南山水诗的空间建构方式来看，盛唐江南山水诗具有丰富多样的地理空间，而且空间结构不拘一格。时空组合方面，庐山、洞庭湖、吴越山水、宣州山水与春夏秋冬及晨昏昼夜呈现出了不同的组合方式。空间转换上表现为四种方式，即随视线转移，随行踪迁移，随情思延伸，组合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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