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成长于乱世
1933年，我出生在江南水乡吴县用直镇（现属苏州市吴中区）的一个穷苦家庭。2岁时，在镇上六通轮船公司做经理的59岁的父亲突发哮喘病故。从此家里失去了经济来源，我们的生活跌入谷底。倔强的母亲节衣缩食、出外打零工，大哥也早早挑起了家庭重担，这样才勉强维持住一家人的生活。
那时，我正值长身体的年龄。大约有近7年时间，我过着一天三顿都吃稀粥或以南瓜、红薯充饥的清苦生活。我备尝饥饿的滋味，常常被饿得头晕眼花，身出虚汗，眼冒金星，口吐酸水，以致寸步难行！
我上面有一个姐姐，两个哥哥。从小，二哥和我的头发因没有钱到店里理，都是理发铺子一位好心师傅借给家里一把剃刀，由我妈给我俩剃的。
大哥和姐姐小学毕业后双双辍学了。大哥13岁时，就去上海的雷允上中药店当学徒，从此一生从事中医工作。二哥也因交不起学费，小学四年级没有读完，11岁就被迫在镇上一家米行当学徒。我这个老幺很幸运，主要依靠大哥经济上的接济，读到了中专，成为家中文化程度最高的人。老话说，长兄若父，我家就是这种情况。
1937年11月，角直镇被日寇占领沦陷，之后成立汪伪镇政府。我的姐姐16岁时曾冒死跳楼，由此逃过了被镇上日本大兵蹂躏之劫；我的二哥在小学时，也因拒不唱日本歌而被日本兵扇耳光。我们当了长达8年的亡国奴，用的是汪伪政府发行的“储备票”，亲眼目睹了日寇的恶行和暴行。我们全家没少吃过国民党统治后期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抓壮丁的苦头。
我虽从小失去父爱，但母亲给了我加倍的爱。母亲虽然目不识丁，却是一位充满爱心、吃苦耐劳、性格倔强的女子。她一直用通俗易懂的话语教育我们：“你们的爸爸没有给你们留下什么东西，只给你们每人十个手指头。你们要好好读书，要争气，靠自己的本事挣钱养活自己！”
1949年5月，在镇上鲁望中学念初三的我，目睹了纪律严明的解放军解放了家乡。对共产党的好感，促使我很快成为该校第一批积极分子，并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1950年，我考上苏州农业专科学校。那年秋天，为了响应政务院“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我抱着为国捐躯的决心，唱着“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雄壮歌声，参加了军事干部学校。但是，朝鲜战场我最终没有去成。同年12月，我被分配到北京外国语学校（即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前身）英语系学习英语，从此开启了毕生从事外语工作的生涯。
北京外国语学校（以下简称“外校”）当时在颐和园附近的西苑（即现今的颐东苑），与华北革命大学共处一个大院，周围都是水田。当年老同学热情欢迎的场面让我终生难忘，他们一律着黑色棉制服，腰里系着红绸带，随着乐曲声扭着秧歌，在西苑大街通往校园门口的马路两旁夹道欢迎我们。女同学的脸颊冻得通红，嘴里还哈着热气。横幅上写着“来了就是主人！”“同学们到家了！”高班同学还捧来了一碗碗热气腾腾的豆浆，为我们驱寒。而后，他们自己则搬到附近六郎庄老乡家挤着住，把学校宿舍腾给我们，并手把手教我们这些初来乍到的南方学子如何伺弄宿舍用来取暖的煤火炉。他们的热情欢迎，使我感到无比温暖，我心里默默对自己说：“我从此自立了，不用靠大哥接济了，外校就是我的家。”
外校是个抗日大学式的干部学校，对学员实行包干制，发放制服、鞋帽等，除包伙食外，每月每人还发3元8角的零用钱。除星期日一日两餐外，其余均一日三餐。每个班由一名高年级同学担任主管思想的政治协理员。
经摸底考试，我被分配在英语系乙级四班，第二学期升至七班，再后升至八班（最高为九班），一直是团干部（宣传委员）。同学们亲切地叫我“严胖”。教过我英语的三位老师是张素娥、程镇球和杨树勋。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心积极向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真诚而纯洁，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外校犹如一个革命大熔炉、一个无比温暖的大集体。每每想起那一段时期的生活，我依然十分留恋，难以忘怀。
我在外校学了2年英语。1952年8月，被外交部作为学习员抽调去驻缅甸使馆学习缅语。从此，我与缅语结下了不解之缘，我的婚姻也因缅语而结缘，一辈子搞缅语成为我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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