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军，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人文学院院长，文艺复兴艺术史研究学者和跨文化艺术史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第八届艺术学理论学科评议组成员。巴黎第一大学、法国国家遗产学院、哈佛大学艺术史系高访学者，哈佛大学佛罗伦萨文艺复兴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客座教授。出版专著《跨文化的艺术史:图像及其重影》（2020）、《可视的艺术史：从教堂到博物馆》（2016）、《穿越理论与历史：李军自选集》（2012）、《出生前的踌躇：卡夫卡新解》（2011）、《希腊艺术与希腊精神》（2003）、《家的寓言:当代文艺的身份与性别》（1996）、等；译著《拉斐尔的异象灵见》（2014）、《宗教艺术论》（1992）等；合著《八日谈——我们能摸准艺术的脉搏吗？》（2020）；主编《跨文化美术史年鉴1:一个故事的两种讲法》（2019）、《跨文化美术史年鉴2:“欧罗巴”的诞生》（2020）以及《眼睛与心灵：艺术史新视野译丛》（2013-）等；担任大型国际展览“在最遥远的地方寻找故乡——13—16世纪中国与意大利的跨文化交流”（2018，湖南省博物馆；同名图录，商务印书馆，2018）、“无问西东:从丝绸之路到文艺复兴”（2018，中国国家博物馆；同名图录，北京时代华文出版社，2018）的总策展人。论文和著作获第七届、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三等奖（2015）、一等奖（2020），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2021），第二十九届“金牛杯”美术图书奖金奖（2021）。

第二章：唐青花伊斯兰纹饰舶来记 

目前我们尚无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菱形花叶纹图案一定最早出现于伊斯兰艺术中。 而且伊斯兰陶器一直缺乏可靠的确切编年，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早期伊斯兰白釉蓝彩陶 器基本上被推断在9 世纪前期，和唐青花出现的年代相近。以目前掌握的纪年材料来看，“黑石号”沉船上的唐青花（826 年）还略早于突尼斯凯拉湾大清真寺的花砖（836 年）。不过， 法门寺的伊斯兰玻璃桶形杯也存在年代更早的可能性。因此，在目前尚无法以年代的绝对 早晚来进行溯源的情况下，我们不妨从装饰传统、纹样流行的普遍性等角度，来思考唐青 花菱形花叶纹的来源。我们可以看到，伊斯兰世界至迟从 9 世纪开始，菱形花叶纹的运用就非常普遍，不仅在建筑装饰和陶器上出现，在玻璃器上也有表现，而且使用时间一直向 后延续，成为一种传统纹饰。而中国境内，这类纹饰并不是一种传统纹样，只是在 9 世纪出现并集中在这一阶段。到明初再度出现时，这类装饰也是伴随着伊斯兰风而来，明显不 是本土样式。谢明良先生在讨论“黑石号”沉船出土青花瓷时，曾结合长沙窑和白釉绿彩 陶的贸易瓷性质，指出这三类瓷器上同样的母题纹饰似乎主要和外销工艺品有关。从这个 角度，我们也可以推想，这类纹饰应该是带有外销市场的喜好风格。因此我们推测，唐青 花等陶瓷器和其他唐代工艺上的“菱形 + 花叶纹”的组合纹样，很可能是来源于伊斯兰艺术 ( 陶器与玻璃器 )。另外，这种舶来纹样可能一度也成为唐土的时尚，在陶瓷、滑石等多类工艺品中出现，还与中国传统纹样如龙纹进行搭配组合，从一个侧面彰显出大唐帝国的 包容气象。

——刘朝晖，《外销、内销与其他：唐青花再议》，本书第 7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