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奸”在辞海中的解释是“原指汉族的败类。现泛指中华民族中投靠外国侵略者、出卖祖国利益的人”。该词源于何时，学界尚有争议，能达成共识的是，该词在清代已经广泛使用，与清中期及清末的边境冲突有密切关系，并在清末词义范围从汉人扩展为中华民族，同国家主权联系在一起。①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汉奸”问题再次凸显，一是因为此时民族意识高涨，二是因为这一时期确实出现了形形色色出卖国家的行为，所谓“汉奸”数目众多，正如陈兴中所言“在入侵者的行列里，竟有超过百万人数的中国人在为日本侵略者奴役自己的同胞服务。这些就是被人所鄙弃的‘汉奸’。世界上任何一个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中，总避免不了一些个人或群体为了谋取自己的私利置国家民族利益而不顾，成为侵略者的帮凶。但是像中国这样存在着如此庞大的叛国者的队伍，在世界各国各民族中却是极为罕见的”②。在“抗战”题材文艺作品中堪称第一人反派的通常不是日本鬼子，而是各类汉奸形象，他们往往冲在鬼子残杀国人的前线，对同胞比鬼子还要凶残，所以也成为抗日民众的主要敌人，是小说或影视剧中矛盾冲突的主要对立一方，在很多小说或改编的影视剧中，大部分情节都围绕展现汉奸之恶及对汉奸的斗争展开，篇幅远大于表现与鬼子斗争的情节。这样的叙述轻重选择一方面反映了抗战时期与汉奸斗争的史实，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传统文化浸染下的一种民族情绪。小说《苦菜花》中在公审王唯一时有段反映群众心理的描述形象地反映了上述仇视汉奸甚于鬼子的民族情绪：“人们都很激动，怒视着这群东洋的奴才。淳朴的人们，往往仇恨汉奸更甚于日本鬼子。他们的想法是：日本鬼子生来就是坏的，就和狼一定要吃人的道理一样；可是这些同国土同民族的败类，却出卖自己的祖国和同胞，做敌人的帮凶；他们就像是失去人性变成豺狼的人，比野兽更加可恶。”①
为了表达对汉奸的仇恨，“抗战”题材文艺作品除了渲染铺陈汉奸之甚于日寇的对中华民族利益的侵害，还将伦理道德与民族性问题捆绑在一起，形成正相关的关系，即凡背叛本民族利益的也必违反传统伦理价值观，道德水准低下。所以，在“抗战”题材文艺作品中，汉奸普遍道德败坏，人格低下，不仅同族的人仇视唾弃他们，即便日本人也瞧不起他们。
在“抗战”题材小说中，汉奸的道德败坏最常见的表现就是男女关系混乱，或者说传统伦理中作为万恶之首的“淫”。小说《敌后武工队》《苦菜花》中都有对汉奸荒淫行为的描述，到了1999年版的电视剧《敌后武工队》中，汉奸将自家众女眷都献给鬼子淫乐，反伦常行为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而这种汉奸之间“共妻”然后献妻与侵略者的情节在多部小说及其改编的影视剧中都出现过，成为一种模式化的叙述。比如小说《平原枪声》中汉奸王百顺先是把老婆“红牡丹”献给苏金荣，之后又“转租到王金兰名下”，日本人来了后，又献给了鬼子中村。
2000年以后改编的影视剧在这一方面的表现上有了微妙的变化，尽管汉奸仍是反面的丑类的群像，但影视剧开始表现人物内心的复杂和挣扎，使得反面人物在男女婚姻关系中的行为具有了人性的真实和文化的真实。比如2010年版电视剧《平原枪声》中杨百顺的妻子“红牡丹”尽管也与苏金荣和日本人私通，但与小说中心甘情愿的奉献不同的是，剧中的杨百顺是迫于对方压力而不得已为之的，所以他的内心对霸占其妻的苏金荣和日本人暗暗仇恨，这种仇恨导致他暗杀了苏金荣。同样，2005年版的电视剧《敌后武工队》中的汉奸“哈巴狗”对于其妻二姑娘和汉奸刘魁胜的私通起初并不知情，知道了以后表现得非常痛苦，甚至准备去找刘魁胜拼命。和原著差别更大的是，剧中的刘魁胜对二姑娘不仅仅是欲的念想，而且有了情感的因素掺杂，所以他打算娶她。总体而言，改编后的影视剧中的汉奸虽然婚姻男女关系和小说一样仍是混乱的、不洁的，但不再是只有本能冲动，而是有了情感的因素，表现出了宗法伦理的影响。实际上，传统的宗法伦理对于家族血缘的纯洁性有着非常高的要求，出身于乡土社会的汉奸不可能不受这一宗法伦理的影响，小说中描述的汉奸们主动情愿的献妻行为的真实性确实令人生疑，应该是叙述者基于民族主义立场的一种叙述策略，其叙述功能类似于上述《白毛女》中黄世仁的反伦理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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