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夏天，车里(今景洪)县橄榄坝景相头人接到通知，全寨至少要送一个小男孩进国民政府开办的小学读书，违抗者重罚。
老师是政府从内地调来的汉人，驻防本地的国民党军人也来代课，教傣族小孩学习汉语和算术。
景相头人召集各户男主人来家里议会，竟然没有一人愿意送自己的孩子进学校。有人害怕儿子去了回不来，跟着汉人变成汉人。有人表明，自己的儿子已按习俗送进佛寺当小和尚，跟着都比(大佛爷)学习贝叶经上的佛教经文和傣族传统礼仪，穿着袈裟不方便进汉人的学校。有人表示，不管汉人做什么想什么，就是不让自己的孩子学汉语，否则忘了傣话忘了父母。
汉人带着汉语来到边疆，响亮的音节并未唤起语调轻柔的少数民族多少好感。尽管汉族和当地备民族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融合，但长期以来的民族隔阂还是引发某些矛盾甚至冲突，一时难以消解。
陷入烦闷和叹息的男人当中，忽然有声音叫大家安静，说他想起波叫贺贺家收养着一个基诺山下来的千儿子，十一二岁，活泼聪明。要不，跟他商量商量，让这个小孩去上学，学费由大家凑给他。
人人拍手叫好，都表示心甘情愿出钱。头人也觉得这是一个好办法，就请大家先回去，自己去找波叫贺贺和他的千儿子。
波叫贺贺没意见，说儿子愿意就让他去。
“我们出钱送你去读书，愿意不？”头人问赶着水牛回来的基诺少年肖资。
“读书？”肖资一时回不过神来。
很多年以后，已经成为西双版纳州人大常委会主任的何贵(基诺名肖资)回忆，读书这种事，自己小时候做梦都不会梦到，就连来到景相成为波叫贺贺的干儿子，也是沙漠遇见甘泉般的奇迹。
他记得清楚，1940年，新上任的车里县长王字鹅突然提增基诺山老百姓的税额，每年还要征兵80人，强行推行“积谷”政策，每户缴纳稻谷150斤、大米50斤。本已贫苦的基诺群众哪能完成这些艰巨任务，民怨沸腾，便联合瑶族、哈尼族、布朗族等民族一起展开抗捐抗税斗争。王字鹅大怒，率领常备队和车里宣慰土司卫兵，并请求国民党正规军配合，于1941年对基诺山进行大围剿。
这场史无前例的镇压使基诺人的家园遭到严重破坏，老百姓纷纷举家离开寨子逃进密林深山躲藏，或者来到傣族和哈尼族寨子帮工糊口。
11岁的肖资，姐弟四人跟着父母离开基诺山寨巴来(当时称傣语名曼海)，在山里东躲西藏，居无定所，靠野果、野菜和树叶充饥。为了不让黄皮寡瘦的孩子们饿死，父亲包肖和母亲资得先把姐姐肖机送给傣族寨子小曼桑一户人家当保姆，然后带着肖资和妹妹肖尾、弟弟肖门来到布朗族寨子曼班雅，在头人家猪圈边一间茅草屋住下来帮工，勉强度日。
某天肖资生病没有出去放牛，躺在屋里昏睡，在竹楼火塘边熬鸦片的头人大声喊他抱捆木柴上楼添火。虚弱的肖资眼前发黑，散落的柴火打翻鸦片锅，一家人被暴怒的头人赶走。 包肖背着生病的儿子，带着资得和肖尾、肖门来到澜沧江边的哈尼族寨子英博，在这里落脚打短工。半年后听说驻扎在基诺山上的军队撤走了，老百姓开始返回自己的山寨，包肖和资得决定回家。
可是，家成什么样子不清楚，别说家里没有一颗粮食，说不定一家人在路上就会饿死。为解燃眉之急，父亲把肖资抵给头人先阿纳，换得三箩谷子，大约150斤。双方约定，等来还谷子的时候才能领回儿子。
那时，肖资12岁，尽管性格开朗、爱笑爱闹，每天背水、砍柴、喂猪、舂米的活计还是有些吃不消。“有一天，先阿纳老婆带着我去罂粟地里割鸦片，这种技术活从来没有人教过我，握刀的手掌握不住轻重，把好多烟包划破了。回到家，他老婆告诉他我闯的祸，先阿纳抓起靠在墙角的火药枪，劈头盖脸打我，还扯我的头发和耳朵，把我推出门甩在地上。”老年的何贵(肖资)向女儿资麦说起这段经历，依然止不住伤心的泪水。
也就在那一天，肖资带着饥饿和伤痛造成的虚弱离开英博，独自往橄榄坝方向逃走了。
他想回到基诺山。
天空完全黑了下来。肖资抵抗不过腹中的饥饿和赶路的疲累，双膝酸软倒在一块庄稼地里，迷迷糊糊睡着了。
醒来天已大亮。肖资发现自己睡在红薯地里，就伸手挖出几个红薯，胡乱在身上擦擦泥巴，大口啃了起来。可是，红薯还没有吃完，就被寨子里出来放牛的几个小伙子发现了。他们围住这个偷红薯的小贼，准备打他一顿。吵闹声引出附近佛寺里几个小和尚，还牵来一条汪汪叫着的大狗，吓得肖资大哭。他们劝说小伙子们不要打人，有什么话好好说。
寨子里陆陆续续走出来的男女老少，都停下来看热闹。
肖资边哭边解释自己不是贼，只是被人打了跑出来路过这里，实在太饿才挖了红薯来充饥。
突然，一位提着长刀的男子大声说：“不要打他！他是我老庚(因同年生而结交的朋友)的娃娃。”肖资也认出来，这是父亲的干兄弟波叫贺贺，之前来过基诺山的家里吃饭喝茶，连忙把自己的经历告诉他，说想回基诺山找爹妈。波叫贺贺说，基诺山出了“黄头鬼”(起义的人)不安定，等这个事情平息，再送他回家。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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