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成果“唐宋文学编年地图平台”自2017年3月上线以来，颇受学界关注。不时有学者询问：平台是基于什么学术理念开发的？平台数据有何学术含量？地图平台有何学术意义？兹将我们的探索和思考写出，希望对中国古代文学和数字人文研究有所启迪。
一、地图的学术理念：编年与系地并重
我们研发唐宋文学编年地图的核心理念是“系地”。没有系地理念，就不可能给作家的活动和创作进行空间定位，文学地图也就无法呈现作家的行迹和作品创作地的空间分布。我们提出“系地”概念，并不是以“系地”替代“编年”，而是“系地”与“编年”并重，同时呈现作家活动的时间和空间地理信息，不仅从时间维度展现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也从空间维度呈现中国文学的地域特征，力图时空一体化地呈现中国文学的发展图景。
作为与“编年”对应的“系地”概念，虽然是我们首次提出，但渊源有自。早在中唐时期，就已产生文学作品既要编年又要系地的意识。白居易赠元稹诗《十年三月三日别微之于沣上，十四年三月十一日夜遇微之于峡中。停舟夷陵，三宿而别，言不尽者以诗终之。因赋七言十七韵以赠，且欲记所遇之地与相见之时，为他年会话张本也》①，所言“记所遇之地与相见之时”，就体现出一种比较自觉的系地编年意识。记所遇之地与相见之时，目的是作为人生历程的历史记忆，以便“他年会话”时有所依凭。虽然他是就创作而言，但对作家年谱的编撰和诗文别集的编辑有着直接的启发和实质性的影响。
到了北宋，人们也意识到做年谱、编诗集，应该编年又系地。苏轼就有这样的编年系地意识。元丰四年（1081），苏轼在黄州时，陈师道之兄陈传道（字师仲）来信说在为苏轼编次《超然》《黄楼》二集，苏轼回信时特地叮嘱他，编诗集，不必分古体律诗，而应以时间为先后，“以月日次之，异日观之，便是行记”①。行记，即旅行日记。诗集按年月先后编次，多年之后，就可以当作行记来看。苏轼虽然只是说按时间月日编次，但其中也隐含空间定位之意。因为诗人行迹“所至”，自然包含“所至”的地点区域，只是没有特别强调系地而已。从诗集题作《超然集》《黄楼集》来看，实已隐含系地之意。《超然集》当是辑录苏轼在密州时所作诗，而《黄楼集》则是收录在徐州所作诗。后来南宋杨万里自编诗集，分别题为《江湖集》《荆溪集》《西归集》《南海集》《朝天集》《江西道院集》等，一地一集，就是继承苏轼的依地分集法。在苏轼的观念里，诗歌，可以当作“行记”来阅读，编年系地之后，能反映诗人一生或某个阶段的活动轨迹和心路历程。这跟白居易“欲记所遇之地与相见之时，为他年会话张本”的编年系地意识是一脉相承的。
苏轼早年自编《南行集》，其实已体现出这种意识。其《南行前集叙》说：
己亥之岁，侍行适楚。舟中无事，博弈饮酒，非所以为闺门之欢。而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陋，贤人君子之遗迹，与凡耳目之所接者，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盖家君之作与弟辙之文皆在。凡一百篇，谓之《南行集》，将以识一时之事，为他日之所寻绎。且以为得于谈笑之间，而非勉强所为之文也。时十二月八日江陵驿书。②嘉祐四年己亥（1059），苏轼将乃父和他兄弟俩在赴京出蜀途中写的诗文编为《南行集》，序中既交代创作的时间和地点——己亥岁自蜀适楚的舟中，也具体记录了结集的时间和地点——己亥岁十二月八日江陵驿（在今湖北荆州），目的是“识一时之事”，以便“他日”能够据此“寻绎”人生行迹。这与此后元丰四年所说诗集可当作“行记”的意识是一以贯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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