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研究年鉴2018-2019》：
茅盾在加入左联之前便与瞿秋白有过长期接触，1923年春，瞿秋白担任上海大学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时两人在一次教务会议上初次相见，1925年瞿秋白与杨之华结婚之后就住在茅盾家隔壁，杨之华不仅与茅盾夫人孔德沚成为好朋友，而且还是她的入党介绍人。不仅如此，杨之华还与孔德沚一道撮合了张琴秋和茅盾胞弟沈泽民的婚姻，由此便不难想见双方家庭之间亲密往来的情形。此外，茅盾本人还曾明确说过：“秋白与泽民的友谊，比对我的友谊要深。”
1930年8月瞿秋白夫妇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听说茅盾已经从日本回来便用暗号写信由开明书店代转约请茅盾晤谈，茅盾夫妇按照信上所留地址前去拜访。茅盾坦言自己打算根据秦汉之交的陈胜吴广起义史实写成一部长篇历史小说，瞿秋白表示予以支持。1930年10月沈泽民奉命从苏联返回上海。1931年初补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并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之后分管过左联工作的文委负责人潘汉年被调往中宣部协助沈泽民分管文化出版工作，期间沈泽民还向阳翰笙问起过胞兄茅盾的情况。茅盾自1931年4月从沈泽民处获悉瞿秋白的新住址后曾多次前去拜访，期间提出请求想要重回党组织，但瞿秋白反过来劝他像鲁迅那样安心从事文学活动，
茅盾在1931年5月下旬被冯雪峰任命为左联行政书记，这无疑“是可以加强他的左翼地位的”，此后不久瞿秋白便直接找他谈论加强左联的事情。有了瞿秋白加盟左联，茅盾对于左联工作开始由被动转为主动，他并非如同胡风所言的那样“除开会外，不做任何具体工作，也不采取积极态度”，而是与瞿秋白、冯雪峰等人一道做了大量工作，以至于1931年整个秋季他“都忙着写论文和参加‘左联’的各种会议，小说只写了一篇”。尤其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此时的茅盾对瞿秋白可谓言听计从，甚而不惜违背自己的主观想法也要与其保持步调一致，在左联工作上密切协作。这与茅盾加入左联之初冷静旁观的游离状态形成鲜明对照。茅盾在刚开始时发现原来文学研究会中人像郑振铎、叶圣陶等都没有参加左联，为此感到纳闷，问过冯雪峰后才知道是因为多数人不赞成，对于此种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的做法他深感不满。在参加过两次全体会议后茅盾又感到“‘左联’说它是文学团体，不如说更像个政党”，因此对于左联事务并不热心。再加上神经衰弱和胃病、眼疾等疾病缠身，茅盾在加入左联的前半年很少参加左联活动，也没有参加过左联组织的示威游行等政治运动，甚至也没有给左联刊物写过文章，“只是埋头搞自己的创作”，并因此引起左联中激进盟员的强烈不满。
众所周知，瞿秋白参加领导左联工作主要是本着个人喜好，由于他长期从事党的领导工作，有着崇高的威望，加之在文学上也有着出色的造诣，左翼文界也甘愿受其领导。在瞿秋白被排挤出党中央领导层后，第一个前来造访的左翼人士正是茅盾，通过茅盾他方才得以结识冯雪峰等左联中人。1931年4月底，瞿秋白在茅盾家里避难住了一两个星期，两人不仅天天谈《子夜》，而且还说起对于左联的诸多意见，比如左联像政党，关门主义以及不重视作家创作活动等，瞿秋白大致表示赞同。在瞿秋白正式领导左联工作之后，他对左联工作的很多意见都是通过茅盾来传达和落实的，比如将左联机关刊物《前哨》坚持办下去，再创办一个专门刊载文学创作的文学刊物《北斗》，让茅盾带头写评价“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文章等。甚至可以说是茅盾和瞿秋白一道努力扭转了左联不重视文学创作的倾向。在整个左联时期唯有这一阶段茅盾表现得最为活跃。茅盾也对在瞿秋白领导下这一时期的左联工作做过高度评价，“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起是‘左联’的成熟期，它已基本上摆脱了‘左’的桎梏，开始了蓬勃发展、四面出击的阶段”，之所以会如此“应该给瞿秋白记头功”。
在茅盾担任行政书记不久，瞿秋白让茅盾带头写一两篇文章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以及1928年以来的普罗文学运动进行总结，以便从中汲取教训。
茅盾在七八两个月内“遵照秋白的建议，试写了两篇探讨‘五四’以来的文学运动和文学现象的文章”，这两篇文章分别为刊发在《文学导报》创刊号上的《“五四”运动的检讨》和刊登在《北斗》创刊号上的《关于“创作”》。在写作之前茅盾“都与秋白交换过意见，其中有的观点也就是他的观点，例如对‘五四’文学运动的评价”。遵从别人的意见来进行批评写作，对于茅盾而言还几乎从未有过，自从离开家庭进入社会以来，他就逐渐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遇事好寻根究底，好独立思考，而不愿意随声附和”，然而，这一次他却一反常态，严格遵照瞿秋白的观点来评价“五四”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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