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小说百家档案（共6册）(精）》：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少数民族文学问题，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受到应有的关注和重视。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少数民族的民族身份得到了新的确认，少数民族作者作为文学创作主体的民族认同感有所上升；另一方面，也与获得新的民族身份的少数民族作者自觉地追随时代潮流，用文学反映民族的翻身解放和生活变迁有关。少数民族文学也因此而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个特殊的重要文学分支。因为从根本上说，少数民族是属于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的一员，所以，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从一开始，就有别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少数族裔的文学，它与处于多数地位的汉族文学，不是互相矛盾和冲突着的，而是一种交融和互补的关系。当然，在这个交融和互补的过程中，少数民族文学也难免要丢失自己的一些本性，甚至在某些时候还会被处于多数地位的汉族文学所同化。因此，对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而言，也有一个如何保持自己的民族特性的问题。
说到少数民族文学的特性，人们很容易联想到20世纪50-60年代的一种文学现象，即在一种高度政治化的文学氛围中，文学风格普遍趋向热烈高亢。但却有那么一种清新明丽的文学风格，流动在某些文学作品的字里行间。这种文学风格不是来自传统的影响，而是因为沾染了少数民族地区的风土人情和生活习俗。尤其是西南边地少数民族的生活和风情，对这期间的诗歌创作更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以至于有学者把受这种影响的诗人群体称为“西南诗人群”。如果说，少数民族的生活特性影响当代文学，在这期间还停留在外在的风土人情的层面，那么，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寻根”潮流中，影响当代文学的，就是少数民族的一种内在的文化精神。具体到与本辑有关的藏族的历史和文化而言，无论是在西藏土生土长的藏族作家扎西达娃，还是深入藏地的汉族作家马原，他们取用的都是藏族文化所特有的一种超验的神秘意识：前者以此传达神祗的召唤，索解变幻莫测的人生之谜；后者以此营造叙事的迷宫，击碎逻辑和理性的屏蔽。二者都难免思入空冥，行乎其上，远离具体的历史和现实，所以最后达于极致，也就难以为继。
接下来就该轮到本辑的主角阿来出场了。作为一个藏族作家，阿来获得茅盾文学奖，本身就具有一种文学史的意味，这意味，不仅在于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作家，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为中国文学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同时还在于，他的创作，以其独特的追求，把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影响中国文学进程的历史，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的特征就在于，像阿来这样的藏族作家，他的创作不但在上述民情风习、文化精神乃至思维方式的不同层面保持了自己的民族特性，而且通过这种民族特性反映出来的民族历史和个体命运的变迁，又被作者赋予了一种普遍性的意义：“讲的是一个人的命运，但往往映射的是一大群人的命运；讲的是一个民族的遭遇，但放眼整个世界，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都有类似的遭遇。”这也就是阿来所说的一种“普世的价值观”。有了这种“普世的价值观”，像阿来这样的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就不仅仅是沟通了与之血肉相连的中华各民族的历史和命运，同时也沟通了与之相隔遥远的世界各民族的历史和命运。一个中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学创作，于是也就走出了他的民族和地域的局限，成了“世界的”和整个人类的精神文化的一部分。阿来曾经引用佛经上的一句话的意思说：“声音去到天上就成了大声音，大声音是为了让更多的众生听见。要让自己的声音变成这样一种大声音，除了有效的借鉴，更重要的始终是，自己通过人生体验获得的历史感与命运感，让滚烫的血液与真实的情感，潜行在字里，在行间。”这说明阿来所企望发出的“大声音”，不是抽象的玄言，而是深深植根于个体对于历史和命运的深切体验之中。这也就是本辑主笔、我的博士生易文翔把阿来的作品称之为“历史和人生的诗化寓言”的主要原因。也许在中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中，只有阿来所处的独特的地缘位置和民族身份，才具有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使他得以自由地穿行在汉、藏两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和语言文字之间，在这种跨地域、跨文化、跨语言，或日地域、文化、语言的交叉地带，进行他的文学上的戛戛独造，在这个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消泯文化（包括文学）的民族性的时代，为民族文化通过文学的延续，在“民族的”与“世界的”之间保持一种适度的张力，提供了一种有益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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