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绪论
1.1.国内外研究基本情况
公共信息服务是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内容，也是政府的法定职能之一。公共信息服务是一个由信息公开或数据开放、公共信息产品生产与推广、公共信息服务组织、信息服务集成数据库或平台建设、公共信息服务衍生品生产等共同构成的价值链与业务链。公共信息服务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基本要求和应有之义，是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力量和动力源泉，同时也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基于对国内外相关主题研究学术史的梳理和分析，可以对国内外与公共信息服务有关的研究进展作出以下概要性判断。
国外服务型政府建设起步较早，公共信息服务也较早受到学界关注。通过对WebofScience（WOS）等相关数据库检索发现，近50年国外公共信息服务研究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1965～1970年为起步阶段，该阶段学者们开始关注公共信息服务问题；1971～1979年为快速发展阶段，该阶段研究成果呈快速增长趋势，以理论研究为主，开始涉及技术和应用领域；1980～1995年为稳定发展阶段，该阶段公共信息服务理论研究逐步成熟，更多转向技术和应用层面研究；1996年以后为服务评估阶段，该阶段公共信息服务研究文章总量开始递减，主要是关注公共部门信息再利用、政府数据开放、科研数据开放、健康医疗信息服务及地理信息服务等领域的最佳实践案例，并通过案例分析来带动理论研究的发展。纵观国外公共信息服务研究重点，其关注的主要领域包括：用户研究（用户获取/需求/行为等）；公共信息服务机构的服务过程与管理政策研究；公共信息服务的技术应用研究；公共信息服务评估研究等。其中，公共图书馆如何参与公共信息服务、如何参与政府数据开放等也是学界关注的重点内容。
国内公共信息服务理论研究起步相对较晚。自1995年以来，学界主要从基本理论、应用技术、案例与实践三维度展开研究，已有成果主要集中在公共信息服务基础理论（目标与内涵、原则与理念、服务体系与实现模式等）、公共信息服务平台与技术（平台的结构、功能、特征、建设模式、技术实现等）、公共信息资源开发政策与对策（制度体系构建、政策文本分析、对策措施研究）等方面，近年来也出现了将政府数据开放、公共数据开放利用纳入研究范畴的趋势。从实践进展看，目前我国公共信息服务虽在某些领域（如政府信息开放、科研数据开放、地理信息服务等）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我国公共信息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与绩效均有待提高，公共信息服务有效供给不足和无效供给过剩等现象不同程度存在。因此，深化公共信息服务理论研究、总结公共信息服务典型经验等就成为丰富和深化我国公共信息服务理论内涵和实现公共信息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在要求。
1.2.理论与实践意义
公共信息服务社会共治模式的建构及其法治化是公共信息资源建设与服务的关键理论问题之一。以社会共治理念指导我国公共信息服务的模式建构，可以突破公共信息服务仅由政府机关或事业机构供给的既定模式，将公共信息服务社会共治的相关要素变量纳入一个系统框架进行思考，从而进一步丰富信息资源管理理论、完善服务型政府理论。从实践上看，通过对若干领域或行业典型案例的调研分析，可以总结梳理出某些领域或行业公共信息服务的实践经验，并根据社会共治的内在机理和要求，重新思考和深化公共信息服务模式改革、政策框架设计等，这有利于破解公共信息服务的“碎片化”、服务不充分与不平衡、质量不高和绩效不佳等实践难题，从而将公共信息服务改革实践推向深入，这对面向数字化发展的公共数据开放利用新实践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1.2.1理论意义
“公共信息服务社会共治”这一研究命题的主要理论意义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瞄准公共信息服务模式建构这一关键问题，建构起从自变量到因变量的公共信息服务理论框架，揭示公共信息服务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基本规律，从而形成能够体现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特点和学科使命的战略层面理论。
公共信息服务是一个因情境变化（自变量）而发生变化的因变量。如何建构起新情境自变量–现实关键问题梳理与分析–公共信息服务发展向度与行为逻辑因变量的理论分析框架，这不仅对回应现实情境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意义，更重要的是这种理论分析框架可以为公共信息服务理论研究提供一种学科范式，这个学科范式具有情境思维、系统思维等特性。这种由情境自变量–关键问题分析–理论建构与分析–行为检验与实践组成的研究逻辑，不仅体现出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呼应现实行为实践的基本特点，而且也可以站在国家战略和信息环境变化的高度上对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发展的一些关键问题作出科学判断。从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使命看，以科学性和预见性的理论研究，指导开展以公众满意的信息服务为目标，并以此为中心来组织信息资源管理过程是一个基本原则。因此，对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而言，建立起公共信息服务理论研究框架本身就是一个战略层面的理论研究内容。
（2）突破在信息服务理论研究中仅将公共信息机构等作为研究对象的局限，回应社会行为实践中已经出现的新问题，科学分析并预见未来实践中可能出现的信息服务新变化，从而形成关于我国公共信息服务发展的规律性认识。
长期以来，我国信息服务理论将研究重点聚焦在公共图书馆、公共档案馆、科技信息中心等服务主体上，将服务内容集中于文献资源保障与服务，对用户需求特点及其变化规律一般以用户职业类型进行区分。以上述思路为基本指导，我国围绕着公共信息机构的信息服务理论研究形成了一批有影响的成果。近年来，公共信息服务环境、公众信息服务需求、公共信息服务供给主体、公共信息服务内容等也正在发生变化，公共信息服务由政府及有关公共信息服务机构垄断的现象正在消失，大批潜在的公共信息服务供给者正在陆续进入该领域，政府与社会力量供给主体的边界、政府供给主体之间的部门边界、公共信息免费与有偿服务的边界、传统信息机构实体服务与数字环境下虚拟服务的边界、公共信息内容交叉融合的边界等都在发生着显著变化。其中一个最基本的发展趋势和特点是“服务边界消失与交叉融合”。将上述公共信息服务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纳入研究视野，不仅可以突破信息服务理论研究的思维定式，而且可以极大地丰富我国公共信息服务理论的内涵，以此为基础形成关于我国公共信息服务模式或机制创新的一系列规律性认识。
（3）针对公共信息服务社会共治模式及其法治化等关键问题进行研究，有助于丰富我国社会治理理论研究的内涵，从而为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理论建设提供支撑。
在我国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情境下，公共信息服务既是一种社会治理对象，又是一种社会治理工具。公共信息服务首先是一种社会治理对象。为了回应社会对公共信息服务的迫切需求，解决当前我国公共信息服务不充分、不平衡、不深入的矛盾，探索并实践公共信息服务社会治理的新模式，实现人民满意的公共信息服务是基本的价值追求。公共信息服务又是一种社会治理工具或治理方式，树立这种理念有助于我们对诸多社会现象的产生机制和社会行动的内在逻辑获得新的理解，从而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提供一种新视角，这也可以极大地丰富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理论研究的内涵。例如，在诸多群体性事件或舆情事件中，有时民间舆论场之所以影响力巨大并能左右事件的发展方向，其内在根源就在于政府数据开放共享不够，以及公共信息服务缺位或不到位，社会公众的信息需求未能从官方渠道获得有效满足。在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的力量博弈中，扩大政府数据开放和增加有效的公共信息服务产品投放力度，对从源头上消解因“小道消息”而引发的社会群体性行动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它也在事件演化发展进程中具有引导和控制事件走向的意义。因此，公共信息服务作为一种政府获得影响力、引导力或控制力的方式，以及作为政府获得社会信任的机制，对丰富社会治理工具箱、推动社会治理能力的全面提升等具有重要意义，以此为中心开展的理论研究对建构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理论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1.2.2实践意义
针对公共信息服务社会共治模式及其法治化的研究，不仅在理论上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信息服务理论框架，而且在实践上积极呼应社会公众多样化、个性化和公平性的信息服务需求，从而形成公共信息服务改革行动的基本逻辑。其具体应用价值与社会意义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对公共信息服务社会共治模式建构这一现存关键问题的分析，有助于指导实践领域管理者抓住并破解工作中的主要矛盾，从而提高公共信息服务的效率与效果。
随着情境和公众需求的变化，在公共信息服务发展实践中出现了很多迫切需要回答和解决的新问题。公共信息服务发展面临的新问题来源于服务体制与机制、组织与服务政策、资源禀赋与技术保障、权利诉求与安全需要等多个方面。通过对上述问题的元素性、结构性、功能性等不同视角的对策或行动路径分析，有助于实践管理者结合工作实际，认识不同公共信息服务类型的组织方式、政策要求、保障条件等，从而使各级各类管理者或服务参与者在基本理论指导下寻找并破解公共信息服务发展的主要矛盾及其具体行动策略。
（2）对我国公共信息服务发展的最佳实践案例进行分析，可以立足中国国情提出一系列促进公共信息服务发展的典型经验，从而确保我国公共信息服务重点领域的优先发展。
近年来，我国在政府数据开放、政府信息公开、科研数据服务、健康医疗信息服务、信用信息服务、地理信息服务、教育信息服务等领域均有成功实践案例，而上述实践案例在运作过程中所采用的机制、适用的政策、产权保护制度、营销推广策略、公平性保障措施等方面均有差异。选取最佳实践案例并从中分析总结出具有推广价值的典型经验，这对进一步扩大我国公共信息服务领域，深化重点领域的公共信息服务改革等具有重要的应用指导价值，也对面向数字化发展的公共数据开放利用新实践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3）围绕着“公共信息服务场景力提高”这一核心命题所进行的变革行动研究，不仅可以形成有效推进公共信息服务变革的对策，而且对因此而引发的信息内容产业发展具有规划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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