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老师》：
我默默地，不能赞一辞，竟眼看着我本以为应当光华四射的老师终于湮没。我胡思乱想，整夜睡不着，有时想，真不如那时候田先生不教我，不让我知道什么左翼文学，早没有这位先生多好。
不能忘记的老师 韦君宜 人不能忘记真正影响过自己的人。
我写过好几位教过我的老师，包括大学的，中学的，小学的。田骢是影响我最大的老师，他是南开的，但是南开却不记得他。那些有功于校的老教师名单里没有他。
他是在我进高中一年级时，到南开教书的，教国文。人很矮，又年轻。第一次进教室，我们这群女孩子起立敬礼之后，有人就轻轻地说：“田先生，您是 ……”他毫不踌躇地拿起粉笔，就在黑板上写了“田骢，燕京大学文学学士”几个字作为自我介绍，接着就讲课了。
他出的第一个作文题是《一九三一年的中国大水灾》。我刚刚学发议论，刚做好交上去，“九一八” 就爆发了。他又出了第二个题，没有具体题目，要我们想想，“写最近的大事”。于是我写了一篇《日祸记闻》（我找了报纸，费了很大劲），田先生只点点头说：“写听来的事，也就这样了。”他要求的当然比这高。
我们有南开中学自编的国文课本，同时允许教师另外编选。田先生就开始给我们讲上海左翼的作品：丁玲主编的《北斗》，周起应（周扬）编的《文学月报》，然后开始介绍鲁迅，介绍鲁迅所推荐的苏联作品《毁灭》，还有《士敏土》、《新俄学生日记》等等。他讲到这些书，不是完全当文学作品来讲的。讲到茅盾的《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时，他说：“现在的女孩子做人应当像章秋柳、孙舞阳那样开放些。当然，不必像那样浪漫了。” 我是个十分老实的学生，看了左翼的书，一下子还不能吃进去。有的同学就开始写开放的文章了，记得比我高一班的姚念媛，按着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的路子，写了一篇《丽嘉日记》。我们班的杨纫琪写了篇《论三个摩登女性》，都受到田先生赞赏，后来发表在南开女中月刊上。我的国文课（包括作文）一向在班上算优秀的，可是到了这时，我明白自己是落后，不如人了。
田先生越讲越深，他给我们讲了什么是现实主义，什么是浪漫主义。我才16岁，实在听不大懂，可是我仔细听，记下来，不懂也记下来。半懂不懂的读后感都记在笔记本上了，交给田先生。他看了，没有往我的本子上批什么，只是在发本子的时候告诉我：“ 写note不要这样写法。”还告诉我，读了高尔基，再读托尔斯泰，读契诃夫吧。田先生对于我，是当做一个好孩子的吧。他在我的一篇作文上批过“妙极，何不写点小说”。可是他没有跟我说过一句学业之外的话。
在教书中间，他和南中的另外两位进步教师万曼、戴南冠共同创办了一个小文学刊物，叫《四月》，同学们差不多都买来看了。我看了几遍，终于明白田先生写的文章和我相差一大截。我是孩子，孩子写得再好也是孩子，我必须学会像田先生那样用成人的头脑来思考。
到高中二年级，田先生教二年甲组，我被分到乙组，不能常听田先生的课了，但是甲组许多情况还是知道的。田先生常叫她们把教室里的课桌搬开，废除先生讲学生听的方式，把椅子搬成一组一组的，大家分组讨论，教室里显得格外生动有趣。后来她们班的毛同学当选了女中校刊的主编}把校刊办得活跃起来了。开始时是谈文学，谈得很像那么一回事，估计是田先生指导的。到后来她们越谈越厉害，先对学校的一些措施写文章批评，后对天津市内的（当然是国民党统治下的）政治形势嬉笑怒骂，直至写文章响应市内工厂的罢工，鼓动工人们“起来啊，起来”。闹得学校当局再也忍不住了（再这么下去，学校也没法存在了），把毛同学等三个活跃分子开除了。同时，学校当局认为是田骢等三个教师在背后煽动的，把三个教师解了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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