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国家信息化的总体框架
本章知识结构图
第一节信息革命与信息化
一、信息革命
（一）信息革命开始
1980年，阿尔温 托夫勒出版了《第三次浪潮》。书中提出人类社会历经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当前正在经历信息革命。此书一出，迅即引起全球关注，并且持续热销20年，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全球发行上千万册。从此，“信息革命”一词家喻户晓，成为一个新时代的标志。
信息革命究竟始于何时？人们存在不同的见解。一种意见认为1946年诞生了第一台现代意义的可操作的电子计算机——埃尼阿克（ENIAC①），它是信息革命的开始；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应当从1971年英特尔公司生产了第一个微处理器（Intel4004）算起[1]。未来学家约翰 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在《大趋势：改进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中提出，技术只是实现社会创新的能力，革命的进程应当始自社会整体的变迁，因此信息社会应当从1956~1957年算起，因为1956年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从事专业技术和管理工作的白领工人人数超过了蓝领工人人数；1957年，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开启了全球卫星通信时代[2]。
（二）信息革命带来信息化
信息革命带来的新思想、新技术、新设备，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仅涉及信息和信息技术领域，还涉及人类社会的其他各个领域，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信息化。世界银行曾提及信息化对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包括：第一，鼓励创新，信息技术使得信息与知识的共享越来越方便，这又促进了经济与社会交流活动的新形式的诞生；第二，促进经济资源的有效利用，与传统发展（如制造业、工业化）相比，信息化不需要太多自然资源的支持，因而信息技术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后工业时代服务经济的发展；第三，提高生产率并由此提高国际竞争力，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中，技术革新是核心的竞争要素，而一个国家的信息化战略能够帮助技术创新营造有利的环境[3]。
二、信息化
（一）信息化的起源
信息化一词*早出现在日本。1963年，日本京都大学科学系教授梅棹忠夫（Umesao Tadao）在《朝日广播》（Hoso Asahi）上发表了《论信息产业》一文。他认为，所有动物都主要是由三种器官组成，即内层器官（消化系统和肺脏）、中层器官（肌肉、骨骼和生殖器官）和外层器官（大脑、神经系统和感觉系统）。人类作为一种高级动物，外层器官所占的比重比低级动物高很多。产业结构同样包括内层产业（提供食品的农业）、中层产业（运输业、建筑业以及其他生产与服务产业）和外层产业（信息、大众传播、电信、教育、文化等信息产业）。他认为产业结构的变迁与动物的进化类似，信息产业就相当于人的大脑、神经系统等外层器官，在当代将迅速发展。虽然梅棹忠夫没有使用“信息化”“信息社会”的概念，但是当时已经有人认为，日本社会正在进入梅棹忠夫提出的“信息产业社会”[4]。1967年，日本政府的一个研究小组依照“工业化”概念正式提出了“信息化”概念，并给出了一个定义：“信息化是向信息产业高度发达且在产业结构中占优势地位的社会——信息社会前进的动态过程，它反映了由可触摸的物质产品起主导作用向难以捉摸的信息产品起主导作用的根本性转变。”[5]
（二）信息化的定义
1978年，受法国总统委托，西蒙 诺拉（Simon Nora）和阿兰 明克（Alain Minc）发表《信息化社会：给法国总统的报告》①，讨论计算机和通信技术的结合对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这份报告创造了术语informatisation，也即法文中的“信息化”，对应的英文则为informatization。国内有学者将信息化定义为“通信化、计算机化和行为合理性的总称”，认为行为合理性是指人类活动按公认的合理准则与规范进行；通信化是指社会活动中信息交流广泛地基于通信技术基础上进行，计算机化是指社会组织和组织间信息的产生、存储、处理（或控制）、传递、消亡等在广泛地采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设备管理下进行，社会计算机化的程度是衡量社会是否进入信息化的一个重要标志[6]。还有学者认为，信息化并不仅是一个简单的信息技术应用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信息化不仅具有生产力，还意味着生产关系（管理流程和组织机构）的变革；信息化的内涵是将人类信息和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利用的方式，变为一种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的生产、传播和利用的方式[1]。因此信息化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来理解。狭义的信息化就是推广计算机技术的应用，推动计算机的联网，促进信息资源的建设和更新。广义的信息化则是人类社会从工业社会发展转化为信息社会的一个历史进程[7]。
图1-1给出了一个关于信息化的基本模型。在这个模型中，信息化被看作一个从物理世界映射到数字世界，再逆映射到物理世界的过程[1]。映射的实现需要依靠信息技术产业（ITI①）和信息内容产业（ICI②）。信息技术产业使用各种数字化技术，比如微电子、计算机、通信、软件等；信息内容产业则产生各种各样的数字内容，比如出版、咨询、中介等。而在逆映射中则需要使用信息服务产业（ISI③），它通过各种形式提供信息资源，为物理世界中的人们服务。整个信息化的过程依赖的正是各类信息产业的支持。
三、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一）信息基础设施的定义
根据奥利 汉塞斯（OleHanseth）的定义，信息基础设施（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是“一个共享的、不断发展的、开放的、标准化的和异构的安装基础（installed base）”[8]。皮龙蒂（Pironti）则更通俗地将其描述为“所有支持信息的创造、使用、传输、存储和销毁的人、过程、程序、工具、设施和技术”[9]。在狭义上，可以将信息基础设施看作信息科学研究中的一类具体技术集合，而在广义上，信息基础设施可以被视为一种在20世纪90年代初被提出的政治倡议[10]。
这一概念起源于美国提出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早期即指以信息交流为目的建立起来的通信网络[11]。而后信息基础设施的概念逐渐丰富，发展成为实现信息获取、传输、处理、分发、安全等而建立的各种设施，主要包括各类系统的软硬件设施及先进技术等，它们是信息共享能力生成的基础和依托。我国于2016年印发的《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中办发〔2016〕48号）对新时期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范围进行了界定，分别是：陆地、海洋、天空、太空立体覆盖的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包括数据中心、云计算和物联网在内的应用基础设施；电力、民航、铁路、公路、水路、水利等公共基础设施的网络化与智能化改造；包括安全支付、信用体系、现代物流等在内的新型商业基础设施[12]。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2020年4月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明确指出，作为新型基础设施的三大内容之一的信息基础设施，主要是指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演化生成的基础设施，比如，以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为代表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以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等[13]。
（二）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历史
1985年1月，为了刺激美国经济，直属美国总统领导的总统产业竞争力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报告。后来人们习惯性地用该委员会当时的主席约翰 扬（John Young）的姓氏来称呼该报告为《扬报告》。该报告认为，化解美国的经济危机，根本是要促进民间企业的活力，政府则应不断改善金融、财政、教育等宏观政策，调整环境以刺激民间企业的活动。美国政府因此实施了对中小企业减税的政策和对风险基金的支持，这为后来“新经济”以及信息技术产业创新创造了政策条件。1992年上台的克林顿政府继承了《扬报告》中关于支持民间企业的想法，并把信息化的主要战略放在信息技术产业上。
1993年9月，克林顿政府发布了《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行动计划》，这个报告标志着美国“国家信息基础设施”（NII①）计划的启动。该计划的总体目标是，发展高等级的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和保持美国在全球信息基础设施中的优越地位，使美国公民享用广泛的信息资源及信息服务；充分运用通信和信息技术的创新成果，通过企业、劳动者、学术界、消费者和各级政府的相互配合，实现美国广泛的经济和社会目标。该计划在技术上要求将美国各地的超级计算中心连接到一个高速网络上，并使其他部门的工作也进入高性能计算领域，从而构筑一个先进的、无缝隙的公共的和私人的高速通信网络。互联网（Internet）就此正式启动。
1994年，国际电信联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ITU）在阿根廷召开首次世界电信发展会议。当时美国副总统戈尔在会议上提出建立“全球信息基础设施”（glob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的构想，这是美国人第一次向全世界推荐互联网。自此，全球进入了网络互联时代。美国政府成立了信息基础设施智囊团，国家标准委员会组建了信息基础设施标准组（IISP②）等机构组织指导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采用卫星、光缆技术建设广泛的通信网中网，连接学校、家庭、商户、图书馆、医院等。欧盟成立了本杰明工作组，目标即建设泛欧洲网络和欧洲自由电信市场，20世纪90年代中期建成数据交换网，并于90年代末建成连接欧洲五个城市的信息高速公路，后逐步扩展到商业、大学等领域的机构。日本政府内部成立了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发展本部，与邮政省电信委员会共同统筹，计划在2010年前建设全国范围光纤系统。日本*大的电信公司NTT自1994年起也逐步转为多媒体运营公司，建设适用于多种带宽和速率的传输网，拓展大容量、超高速业务等[14]。
四、全球信息化发展
近年来，全球互联网迅速发展。按照国际电信联盟的*新数据，全球互联网普及率从2007年的20.6%上升至2019年的51.4%。其中发达国家在2016年达到81.0%，在2019年达到86.7%；发展中国家在2016年为36.3%，在2019年达到44.4%。2019年，全球固定宽带普及率达到14.8%，活跃移动宽带普及率则达到74.2%，如图1-2所示。2020年新冠疫情将更多社会活动搬到线上，催生了2013年以来全球互联网带宽*大增幅，达到35%[15]。
与互联网快速普及相对应，信息经济尤其是电子商务在全球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根据联合国2015年的数据，2013年全球企业对企业（B2B①）电子商务的产值超过15万亿美元，电子商务占美国制造业总收入的份额从2002年的19%上升至2012年的一半以上。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促进了小件和小包国际邮递业务快速增长，从2011年至2014年贸易量增加了48%。大多数顶尖的电子商务公司来自美国和中国[16]。
互联网的普及与新兴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也使数据流量激增，根据联合国2021年的预测，每月全球数据流量将从2020年的230艾字节增至2026年的780艾字节。数据成为重要的要素资源，部分得益于*高的5G普及率，美国和中国成为占有超大规模数据中心的两个主要国家，占全球*大数字平台市值的近90%。苹果、微软、腾讯、阿里巴巴等大型数字平台公司在全球数据价值链中的渗透程度也越来越高，形成了强大的金融、市场和技术力量[15]。
电子政务也在全球获得了比较快速的发展。通常来说一个国家电子政务的水平会受到通信基础设施、教育水平等的制约，而这些制约因素又都与该国的收入水平相关，然而一个国家的收入水平并不能完全体现电子政务的发展水平。经联合国的调查发现，许多国家虽然国民收入水平较低，但却大力推进电子政务的发展；还有一些国家尽管国民收入水平较高，拥有改善未来发展的大好机会，电子政务水平却落后于其他国家[17]。正如《2014联合国电子政府调查报告》指出的：
“电子政府早已褪去新奇，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尽管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