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进行技术预测？
第一章 呼唤科学的预测
全球正处于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伴随着社会系统与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复杂，未来经济、社会和科技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未来的发展须用更系统的方法来预测和评估。同时，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何选择和聚焦发展重点成为科技发展战略的重大挑战。另外，随着民主意识的兴起，科技政策规划制定的传统模式逐渐被多元利益相关者的民主决策模式所取代。在多种因素驱动下，技术预测因其系统性思维方法而具有思考未来、辩论未来、塑造未来的特点，是缓解专家系统风险、提升科技治理能力的有效途径，成为国际上广泛用于决策参考的重要工具。
第一节 科技发展的不确定性
科学技术发展与不确定性一直伴生伴长，早在文艺复兴时期，科学就以怀疑精神的身份来打破神学时期的权威思想，追求真理。在科学实验过程中，科学家期望通过有计划、可以控制的行为来提升科学实验的安全性，降低不确定性风险，得到想要的结果。因此，科学本身是一个“不确定性的科学化”过程，以“确定的”知识解释和控制“不确定的”问题。实际上，科学实验不是线性的、孤立的，而是非线性的、充满复杂性的过程，而且结果也可能是不确定的。科学史已经向人们表明，几乎每一个“正确的”科学论断的提出，都经历了长时间的探索过程，都是经过各种理论、学说的长期争论，战胜许多“错误的”论断而得来的。这也意味着，在特定时间段，科学产出既可能是“错误的”，也可能是“正确的”，正确与否是不完全确定的（赵正国，2011）。随着科学认识对象的日益复杂，以及科技和社会的相互影响日益加强，科学认识能力的历史局限性凸显出来，使得在知识的生产、应用，以及利用知识进行决策的过程中，显示出了种种不确知或不知道，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固化其中（徐凌，2006）。因此，虽然在科学的发展过程中，科学家致力于降低不安全性，将风险从不可计算性朝可计算性方向推进，但也无法排除不确定性的难题。尤其是在当今社会，新兴技术发展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核心驱动力，但同时也带来了极高的不确定性问题，超出了传统的科学风险范围，并产生了不可预测和估计的后果。
单一线性因果逻辑无法假设和分析现代知识或科学的发展与应用，而且不一定能够通过解释和排除单一原因来达到目的（Beck，1992）。现代科学技术创新的复杂性属于弱因果关联，并非线性意义上的强因果关系，无法用简单的模型来解释各种复杂、高度不确定的难题。不但科学技术本身具有偶发性的意义，更重要的是深度渗透在各种经济、社会的价值、伦理、文化之中。因此也可以说，科学的不确定性是内在于科学的，是科学文化的重要特质，也是科学家工作中所熟悉的，并且不是都可以通过进一步的研究消除的（徐凌，2006）。
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的现代社会，不确定性原则更为重要，反映出科学教条主义的谬误。科学技术发展的路径准确性和安全性实际上是无效的，因为从不确定性原理开始，科学技术本质上涉及不同变量的复杂性，进行技术发展路径研判与风险评估非常困难。我们不应沉浸在虚假的确定感中，也不应将不确定性视为科学的缺憾或是决策的敌人，而停留在回避它或不自觉地用各种经验和技巧去管理它的阶段。相反，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智慧去直面与整合不确定性，把对不确定性的认识本身转化为一种知识。
第二节 治理视角下的研判
科学技术在经济竞争的逻辑下变成全球化的驱动核心，同时不断反馈演变为全球化的竞争指标、结果和过程（周桂田，2003）。也就是说，科学技术不应固化于科学技术研发本身，也不宜将科学技术定性为普遍性、客观性与中立性。相反，它们外溢成全球化的竞争系统，变成经济、技术的竞争工具而运作。国际竞争说到底是基于国家综合实力的博弈，源头都在科技创新力。作为全球化的竞争目标，科学技术体系除了为世界各地的人们提供更加便捷的交流、互动之外，还改变了人们的行为习惯，推动着商业和文化的变迁。但在激烈的科技竞争过程中，不仅要考虑竞争优势，还要谨防失去对社会理性的尊重，要注重研判技术发展带来的副作用。
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国政府运用各种技术分析工具、政策制定方法，纷纷调整和制定新的科技发展战略，以期在全球科技研发竞争中获得优势，占领世界经济中领先的科学技术地位。新兴工业国家也不甘落后，试图找到有利于科技、产业发展的政策，以跟上全球科技、产业的发展步伐。然而，全球科技和产业政策的激烈竞争同样面临着风险与信任的挑战。创新、研发和新兴技术不仅带来法律与制度的变革，而且使社会和道德价值观遭受很大的冲击，导致其发生变化，导致技术与社会之间存在共生演变的差距（Nowotny et al.，2001）。
随着科学技术政策和管理进入科技治理时代，运用治理理念、治理方法和治理战略解决科技发展中的利益纠纷与冲突，克服科技管理体制障碍，协调各参与方在科技活动中的利益和政策需求，减少认知差异所导致的政策执行阻碍，成为大势所趋。也就是说，一方面，国家的治理角色面临调整，传统的追求科技与经济绩效的专家政治不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Gottweis，1998），而必须转换角色，既要能准确研判科技发展的方向与路径，又要具备抵御科技风险的治理能力；另一方面，新兴技术面临交叉、融合，以及全球化的生态、健康、社会伦理的风险威胁，传统专业权威、中心式的决策模式面临治理困境（Fischer，1990），需要在决策与治理内涵上涵盖多元专业的、社会审议的实质程序与沟通，才能具备正当性基础。
在这种脉络下，世界各国在科技政策中所强调的创新研发也面临瓶颈，传统科技规划主导的科技研发与创新，往往强调线性经济与产业的增长关系，面对敏感的、复杂性高的新兴科技风险问题挑战，既有的决策支撑模式受到质疑，连带地国家科技政策的正当性也被重新审视。因而，在全球科技竞争中为各国所重视的创新与研发政策，无法再以便宜行事、利益与效率取向的发展逻辑来推动，而是不仅需要运用系统化的预测评估机制，吸收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参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而且需要充分重视科技所带来的生态、健康、社会、伦理的重大影响与风险冲击。
一、专家系统也有风险
客观上，当今对风险的解释、认知和把握，对专家系统和科学知识确实有很强的依赖性。人们对于未来科技的发展往往有某种感知，但对于自己的感知又缺乏信任，更愿意求助于理性的认知和把握，于是科学和专家就被推到了风险解释的前面（郭洪水，2013）。专家通过实验和测量工具等“科学的感受器”，把风险变成可见的和可解释的（乌尔里希 贝克，2004）。然而，这也通过制造合法化的风险隐藏了未知的风险，从而带来更大的风险应对难题。专家系统的认知成为风险评估的依据，可接受值成为风险评估的标准，也许某个或某几个可接受值的判定确实能够控制某些局部风险，但风险的扩散，尤其是新兴技术带来的风险的扩散是个系统性的过程，各种风险因子存在动态的、复杂的相互作用，一个很小的危害也可能会被放大为极大的危害。此外，市场也是一个放大风险影响的外部环境，存在某种程度的“蝴蝶效应”。
科学家也有自己特定的喜爱偏好、价值取向和利益关联，不可能总是为“真理”代言（赵正国，2011）。在知识政治时代，专家参与成为政策科学化的重要保证（张云昊，2021）。通常意义上，专家被称为专家，是因为其掌握着专业知识，也就拥有规训、管理人类社会活动的内涵，科技领域亦是如此，科技的发展路径、方向由专家来定，专家的论述与知识的光环容易形成垄断的地位。同时，科学知识不可避免地伴随不确定性与复杂性，再加上缺乏与社会的理性沟通，又有恣意的工具理性思维，往往不愿面对科学不确定性的风险结果。换句话说，专家系统的权威性，在高度的科技争议事件中回避了社会民主沟通的层面，反而影响了专业提供服务社会的功能，社会行动者则常因专业权威的迷思而丧失了其行动的信赖。
科技不确定性及风险的存在，会产生“有组织的不负责任”，需要加强专家与公众之间的沟通，开展“有组织的技术预测”，特别是新兴技术高度风险不确定，专家与专家间的争议往往导致公众对知识系统和事实判断的迷惑。因此，面对这些争议性的风险，需要更大的透明参与及社会沟通来弥补，推动全社会对科技风险的前瞻预见。进一步来说，科技的社会沟通当然并不能解决科技衍生的问题，也不能保证社会各界能达成共识或允诺某一争议科技的发展，重点在于，专家所决策发展与运作的科技是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关的，因此须经由公众的理解与选择，这也是当代解决科技争议风险、实现民主实践的科技治理的基本程序。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