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汀文集·第七卷：文论》：
这三年来我的创作活动，若是把它的成绩拿来算回总账，那是十分可怜的。并且简直就用不着算，而总账云云，更是一种大胆可笑的夸张。因为迄至现在我才一共写成三四篇每篇不上一万字的短篇小说。
虽然在朋友间我一向是以难产著名的，但一个企图以写作为终身事业的人，竟难产到如此地步，真也是一件不好受的事。
聊以自慰的，是我还另外写了两本东西，两本似报告非报告的小书。一本叫《我所见之H将军》，在《星岛日报》发表的时候题目变成了《H将军在前线》。别一册也快陆续发表完了，总题目是：《敌后琐记》，是记录我在华北敌后一部分见闻的。
在抗战以前，除开短篇小说，我很少写过别类性质的文章。这并不是我小视小说以外的形式的作品，只是自己深觉能力有限，先学习好文艺中的一种形式，然后再学习旁的吧；我常常这样提醒自己。我原是一个带点拘谨的人。
但抗战引起我一种冒险的打算，我以为我应该暂时放下我的专业，不再斤斤计较一定的文学形式，而及时地来反映种种震撼人心的战争。我认为这是一个文艺工作者的责任。而在情绪方面更是一桩不能自已的事。所以“八一三”后，在离开上海那一段时间中，我总四处奔走着，渴望着到前线去。
然而，如同其他许多抱着相同希望的朋友一样，我失败了。我们似乎只有被热情燃烧着，住在租界里倾听遥远的枪声的权利。我于是回到了四川，我梦想我的故乡也会有如火如荼的场面的，那么凭着我对它熟识，我会能够同它接近，而且了解它。
我碰到了同样的失败，但却不像在上海一样，现实的四周都布置着铁丝网，使人无法和它接近。恰恰相反，在这里，生活之门是向我大开着，我可以较为自由地跨进去了。但我却没有寻觅到什么我梦想的新的东西。一切照旧。一切都暗淡无光。
自然，从整个国家民族说，人民所渴望的神圣的战争，总算是揭幕了，所以虽然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各地有着差异，就在落后的四川，也不能说没有新的事物产生的。比如一些有关抗战的条文和命令，一些官家的或民众的组织。而许多人是顶着新头衔扰嚷了。
但可怜得很，这些新的东西是底面不符的。表面上是为了抗战，而在实质上，它们的作用却不过是一种新的手段，或者是一批批新的供人们你争我夺的饭碗。所以人们自然也就依然按照各人原有的身份，是在狞笑着，呻吟着，制造着悲喜剧。
于是我问我自己，这些东西应不应该写出来呢？
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我们的抗战，在其本质上无疑是一个民族自身的改造运动，它的最终目的是在创立一个适合人民居住的国家，若是本身不求进步，那不仅将失掉战争的最根本的意义，便单就把敌人从我们的国土上赶出去一事来说，也是不可能的，出乎情理以外的幻想。
既然如此，那么将一切我所看见的新的和旧的痼疾，一切阻碍抗战，阻碍改革的不良现象指明出来，以期唤醒大家的注意，来一个清洁运动，在整个抗战文艺运动中，乃是一桩必要的事了。隐瞒和粉饰固然也是一种办法，可以让热情家顺顺当当高兴一通，但在结果上，却会引来更坏的收场。
在这样的见解下，于是我写了《防空——在堪察加的一角》。并且计划在《堪察加小景》这个总标题下写作其他几个短篇：《气包大爷的救亡运动》《到西北去》《联保主任的消遣》《从军记》等等。
《防空》的题材，它的人物和故事，可以说大部分是根据事实来的。为了这件事，我还得罪过两三个熟人，招来一些大不愉快的烦言。因为他们读到它，知道自己是在光天化日之下露面了。但我并不是想拿这件小事来说服读者，企图他们相信我的作品的真实。在概括的意义上，对于人物故事，一定的夸张和虚构我是作过来的。
这篇东西的最引人触目的地方，也许就是那种不能抑制的显然的愤怒吧。这是我从前的作品里所没有过的情形。但当我在晋西北写作《联保主任的消遣》的时候，我已能控制着自己的感情，使我自己复归于冷静了。这第一，因为我已远离开我的题材所由直接产生的环境；其次那便是前线的情形着实和缓了我。
我说我计划在“堪察加”这个标题下写下去，但在事实上，写成《防空》以后，我却逐渐动摇起来，怀疑起来了，我问我自己：这样做下去，在抗战期中，真是一桩必要的工作么？我怀疑我是在泄气，而泄气却是不应该的。所以我在将近一年的时间当中，仅仅写了这样一篇东西。虽然教书生活给我的妨碍也不少，但这却并不是主要原因。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我对于战争最前线的憧憬。加之，虽然我有时候是拘谨的，顽固的和保守的成分也并不少，而且，我的年龄，似乎也不是那种容易激动的年龄了，但在本质上，我却是易感的和浮动的。并且对于一种新的念头总又非常执拗，一定要纠缠下去，弄出一个结果才甘心。这是往往很苦恼我的。
随后，由于种种偶然的机缘，我这多少带点浪漫成分的心愿，总算是实现了。我先后经历了晋西北和河北中部一带游击地区。但我开头的预计，是并不打算写报告一类作品的，并且不希望把我的行程延长得过于遥远。我不打算接触更多的生活，但我却愿意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看得更深一点，更久一点。与其广阔而浮面，倒不如狭小而深入。这是我的一点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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