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楼十六年》：
会议之后，检察长迟迟没有离开座位。他神色凝重地对我说：“小杜，你过来。”我忐忑不安，怯怯地走向检察长。他说：“你是内勤，内勤就是领导的参谋和助手，你懂吗？”我点点头。因为我不知道检察长想说什么，只有洗耳恭听。
“有些事情，领导不一定方方面面都能考虑到，做内勤的要主动向领导提出来，你这点做得可不好啊！”检察长直截了当地批评我。
我一脸茫然，不知何故。
检察长说：“你帮我统计一下，看看院里还有多少人坐旧椅子，让办公室抓紧更换。”
我突然明白，检察长是出于一份关心才批评我。至于批评我的诱因，应该源于他猛地一下坐在我那把旧椅子上了，是旧椅子上的十字架竹竿提醒了他。当初招干时，我挑拣的这把只有十字竹架已没有了塑料篾子编制的椅面的旧椅子，经过两年磨损，四条腿摇摇晃晃，十字形竹竿裂开了缝隙。检察长一定是裤子被竹竿的缝隙夹住了，因为这种情况我经常遇到。
说起这把旧椅子，还有一段故事：招干后上班的那个周末，办公室冯主任安排我们三位新招干的年轻人周日上午待在院里，说是单位从苏州购买了一批新藤椅，让我们帮助搬卸。那时，周末休息是一天半时间，周六下午不上班，我匆忙赶回家，晚上吃母亲用大锅台做的晚饭，感受四邻婶子大娘嘘寒问暖的关爱。周日一早，母亲没有早起下地干活，煮了一锅她那代人操作起来非常熟练的红芋稀饭。早饭后，我骑自行车赶回单位。上班一个星期了，却没有椅子坐，心想，终于等到自己的椅子了。我们兴高采烈地等待拉藤椅的大卡车到来的那一刻，之后汗流浃背地把藤椅一把一把卸下来，扛到经济检察科那间大通屋里，摆放起来。
搬完椅子后，冯主任告诉我们：“你们三个人每人从旧椅子里找一把没断腿、椅面不露屁股的椅子坐吧，因为这批藤椅订购得早，没有你们的。”虽然没有坐上新藤椅，我们仍然高兴，从此可以有自己的座椅了，周一开会时，不用站着靠在门口或坐桌子边角了。
换掉的旧椅子也是藤椅，竹子架，用米黄色塑料篾子编织而成。我从刑检科挑选一把椅面只有两根竹竿交叉却已没有了篾子的旧椅子。虽然屁股只能坐在十字架上，但椅子框架结实，四条腿健全。这把椅子的原主人是一名老同志，他背墙而坐，桌子离墙面空间小，最主要是他没有崴椅子腿的坏习惯，只是偏胖的身体把椅子面塑料篾子坐开裂了，框架依旧硬朗。这把椅子陪伴我两年时间，直到换新椅子时，我对这把旧椅子还恋恋不舍。
旧椅子惹出了检察长裤子被竹架夹住的事，仍然坐着旧椅子的人，很快都有了自己的新椅子。更换椅子这件事，让我真正感悟到的不仅是领导的关怀，还有那句“内勤就是领导的参谋和助手”。一份因内勤而骄傲和自豪的心境油然而生，让我终于明白，这就是内勤工作的重要性所在。
科里共有八名同志，除了科长、我及一名老同志外，其余五人都是军转干部。军转干部保留着军人的风采，办事雷厉风行，身上永远有值得我学习的地方。我的到来，为经济检察科输入了新鲜血液——这份血液，像军队征程中偶遇的一名童子军，在拉扯中享受快乐，同时也助我在关爱与呵护下快速成长。
军转干部豪爽、耿直，他们不称呼我“大表哥”，昵称我“大管家”——因为我已经不干统计了。我本来不是个手勤的人，但在他们“大管家”长“大管家”短的招呼下，科里的杂活我不得不主动承担起来。我成了烧水壶、小扫帚、铁簸箕的主人及装订机的专职操作人，还兼任着他们几个军转干部家庭的半个勤务员。
经济检察科案件多，下乡多，出差也多，有时上班来到办公室后，才突然接到下乡或出差任务。每遇到这种情况，他们就把家里的钥匙交给我，让我下班后帮助接孩子，也有模范丈夫上班路上顺便买了菜，提到办公室里来，我要赶在中午做饭前帮忙送到家，免得他们下乡或出差回来看妻子的白眼。
曾国藩说为官者当有五勤。既然大家视我为“大管家”，我也算科里“问事的人”，也应“以勤治事”。
刚接任内勤时，上一任内勤交给我一团线绳、一把锥子，我知道，这是装订卷宗的工具。虽然装订卷宗对每一位内勤来说都是一项要熟练掌握的工作，但我当时从心里还是很排斥的，看着那一堆女人纳鞋底用的东西，总觉得它们和查办案件的距离太远。直至那次我和原任内勤一起出差，在路上，我俩有了充分交流的机会，他给我上了一堂内勤课，对我启发很大，我开始对内勤工作有了新的认识。
他说，其实，称内勤是“管家”并不准确，准确的称谓应该是“专家”加“管家”。我不以为然，认为他太过拔高内勤地位了。可他神情严肃，不像是在开玩笑。他说，内勤并不是“跑龙套”的，不是抄抄画画、管管档案装装卷宗，内勤工作对一个内勤人员综合素质的要求是无止境的，同时也最能考验一个人的综合能力。因为，内勤是一个部门的核心和枢纽，一个部门工作成绩都体现在内勤笔下的总结报告里，这就要求内勤既要精通本部门业务，又要吃透领导的工作要求及决策意图，同时还要能够提出有深度、有质量的意见和建议，当好参谋和助手。
他深思一会，说，“管家”的意思是说内勤工作锻炼人的行政管理能力，内勤在管理本部门日常事务的过程中，锻炼出于练的办事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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