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橘灯》：
最近，我在樊家村花队住了几天，这几天我过的是最难忘的“如入芝兰之室”的生活！
我应当怎样地描写这园艺队的生活呢？我的回忆像清泉一般，遍地喷溢！我只能说：这里是花天花地，而园艺队的队员们，就是像蜜蜂一样、辛勤而热闹地在花里劳动的人们！
几个花队，大部都在51路汽车线上，这路公共汽车，就在这公社范围内穿行。公路两旁，除了整齐的绿树之外，还种着两行鲜红的鸡冠花，对过往的客人，自豪地说出这段公路的特色。
总起来说，这几个花队，占地一千七百多亩，鲜花五十多万盆，三百多种（黄土岗花队，专种茉莉花，有一万七千多盆），至于苗圃里的树苗，正如郑王坟苗圃队的佟队长所说的，“数也数不清的了！”我开始还在追问大概的数目，等到自己下地一看，才知道，在一棵树挪走以后，坑里的原根上就会长出百十来条或者更多的新枝来，在郑王坟六百亩的苗圃地上，往少里说，也有几百万棵吧，这是多么可惊可喜的数字呵！
我到樊家村花队队部的那一天，门外院里闹哄哄地，许多木工正在做看花洞上用的窗架，地上堆满了一根一根的大木材，旁边还放着一箱一箱从外埠运来的大片玻璃。在敞开的花洞内外，人来车往，有两人抬一大盆花的，一人抱一盆花的，一人挑两盆花的，两人推着拉着一车花的，一人推着一车花的……香喷喷、颤悠悠地全往花洞里送。那两天，队员们密切地倾听着霜冻的广播，砌花洞的砌花洞，编席子的编席子，安窗户的安窗户，抬花的抬花……真是比蜜蜂还忙。
我呢，我挑了个最轻省，又能一边干活一边和“老把式”们闲谈的工作，就是跟着他们“抹”“屯”山虎子。
山虎子是一种盆栽的、橙红色的小圆果子，春节的时候，摆在屋里，果红叶绿，和蜡梅、水仙衬托在一起，是十分夺目的。初冬时节，把它从盆里拿出来，“抹”去也就是剪去上端的枝子，留下圆圆的一圈短枝，然后在根土上蘸上水，紧紧地一棵挨一棵地用土掩埋在花洞的地下。过了几个月，它的绿叶和红果，就会圆墩墩地长起，那时可以挪到盆里，送到花市上去了。
那两天，从早到晚，我们“抹”了总有上千棵的山虎子。这座花洞南边的短墙还没砌上，窗户也没有安上，早晚阳光不强的时候，还是有点冷。同时我的技术也不熟练，手指上还让花剪磨去了一块皮，但是我劳动的环境和同伴是多么可爱呵！这花洞的前面，是一片玫瑰花地，这花除了本国种之外，还有德国种、日本种、美国种……一共有二十多种。颜色有大红的、浅红的、黄的、白的，还有一种叫作“变色黄”的，花瓣的外面是红的，里面是黄的，十分鲜艳。正午时分，强烈的阳光下浮动着浓郁的花香，放学的孩子们三三两两地从我们座前走过，看见剪下的枝上还缀着红彤彤的果子时，就争着过来摘下放在书包里，这时已是打点时候，我们要去吃饭了。
剪枝的时候，我总坐在张琳老头旁边，他给了我一把小花剪，又教给我怎样剪。他拿起一棵山虎子来，像雕刻家审看他的素材似的，端详了一下，就嘎吱嘎吱地很快地将这剪成秃秃的圆圆的一球，然后放在一边，立刻又拿起第二棵来，他的动作很快，但是并不妨碍他的流畅的谈锋。张琳老头今年七十四岁了，关于丰台种花的掌故，他可知道得多了！他一面剪一面说：“现在我们队的草花地，就是治贝子的。那时他们随便收用老百姓的地，一大块地只给几两银子，老百姓可受苦啦。像我们这些人，当初都在北京大宅门里当花匠，我的父亲就在庆王府待过。我自己十五岁以前还上过私塾，以后上不起了也就学了种花。在日本人来以前，花房的生意已经渐渐地衰落下来，日本人来了，卖花的钱连买粮食都不够，大家索性都不种花了，把花地都种了菜。”说到这里，他摇了摇头，“丰台十八村，村村有井，我们这里的水土就是适宜于种花。在纪家庙那边还有花神庙，大概是道光年间修的吧，前殿供的是花神，两厢还挂着有花谱。日本人来的时候，说是厢房里有民团藏的机关枪，放起一把火把厢房烧了，花谱也没了……解放后分了地，花农才又有种花的，到了一九五四年种花的就有二百多户；人民公社化以后，才大大地发展起来，像张家路口和郑王坟两处的苗圃队，就是去年秋天才扩大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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