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抗抗，1950年生于杭州，1969年赴北大荒农场，1977年考入黑龙江省艺术学校编剧专业，1979年调入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从事专业文学创作至今。国家一级作家；第七、八、九届中国作协副主席；第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2009年至2020年受聘国务院参事。

已发表小说、散文八百余万字，出版各类作品百余种。代表作：长篇小说《隐形伴侣》《赤彤丹朱》《情爱画廊》《作女》等。曾获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以及“《上海文学》奖”“蒲松龄短篇小说奖”“中国女性文学奖”“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保护金奖”等。

我怎样走上文学之路

在原始森林般错综复杂的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路径。有的人顺利找到了入口，有的人则经受了较多的挫折。看起来，似乎每一种生活道路都有偶然性，实际上却常常体现了带有规律性的必然。

1950年，我出生在杭州。九个月还在吃奶的襁褓中，就随妈妈进了离西湖龙井不远的茅家埠一幢小洋楼去接受“政治审查”。我的爸爸妈妈是20世纪40年代中期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新中国成立后一直被一些莫须有的罪名纠缠不清。但即使在他们受到最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他们对文学的信念和热爱始终不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四五岁的时候，父母就教我背诵普希金的诗。背熟了，我自己就信口胡编起来。据说我写过这样的诗：“太阳眯眯笑，老牛吃青草”“路灯亮了，我和妈妈回家了”。尽管生活尽不宽裕，但父母从来舍得给我买书。玉泉植物园是我们全家星期天最爱去的地方，在厚实松软的草坪上铺上一块塑料布，吃着家里带来的简单的午餐，接受父亲关于植物知识的严格考试。记得在一个夏天的傍晚，我们在湖畔散步，水面上飞着许多黑色的东西，爸爸问我那是什么，我毫不犹豫地答道：“是鸟。”爸爸生气了，批评我的无知和粗心，告诉我傍晚在湖面上飞的，是蝙蝠而不是笼统的“鸟”。我记住了这次批评，以后就逐渐养成了观察生活的习惯。

我天生爱学语文，爱读书，尤其是童话。每次写作文也都很认真。记得还在小学三年级，我从妈妈枕头下偷偷找出刚出版的《苦菜花》，还有高尔基的《在人间》，很多大人的书，我看不懂也会坚持看完。优秀的作品诱发我对文学的兴趣，当我沉浸在小说的悲喜之中时，心灵受到了陶冶，我觉得文学可以寄托和表达自己思想和感情，幻想长大后要写作，却没敢想象去当一个“作家”。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的一篇作文《我们学做小医生》在上海的《少年文艺》上发表了，儿童文学作家任大霖老师给了我很大鼓舞，后来他一直关怀我帮助我，成为我创作上的启蒙老师。

应该说，我是带着搞文学的志向走向生活的。初中毕业后又三年，1969年我自愿报名去了北大荒。上火车的时候，我的挎包里装着一本法捷耶夫的小说《青年近卫军》，当时月台上一片哭声，我没掉眼泪，好像远方铺满了鲜花。到了农场以后，我的练笔从写信开始，后来在小本子上写生活札记，再后来写一些短文。有一年我在科研田看管成熟的小麦，一边绕着小麦赶麻雀，一边拿着唐诗卡片背诵。宿舍没有桌子，我自己在外面拣了一张被人扔掉的小炕桌，桌子腿儿和桌面都没有被刨光，还带着木头的毛刺儿，很简陋很粗糙的那种。忘了我从哪儿找到一张印着鲁迅先生头像的画报纸，在画报纸下面垫上硬纸板，然后在鲁迅先生头像上，蒙了一层半透明的塑料薄膜，钉上图钉，变成了一张像样的“书桌”。每天下工后，我蜷腿在炕上，在小书桌上读书写东西，觉得很满足很幸福。到了夏天，宿舍屋顶漏雨了，我在铺位上支起了塑料的顶篷，还坐在书桌下面写字，后来这个顶篷也漏了，雨水落在摇晃的小木桌上，钻进塑料薄膜下的“鲁迅先生”的头发里去了。有一年冬天，我们去小兴安岭十八道林场的山沟里清理山林里的杂树。我听说深山里伐木的楞场上，装车工人喊的号子特别好听，到了休息日，我忍不住独自一人跑到公路上，搭了一辆拉原木的大卡车进了深山，在一座楞堆前，又冷又饿地冻了一个多小时，直到听清了抬大木头的工人喊号子的每一句“歌词”，再恳求卡车师傅顺路带我下山，回到帐篷里赶紧一句句记下来。农场的生活条件难以一一述说，种种艰苦如今我都已淡漠，难以忘记的是精神上的苦闷，是那个不理解青年人热爱文学事业的心情的环境。有许多次，我都觉得自己难以坚持下去了。在种种冷嘲热讽面前，我问自己，我苦苦追求的究竟是什么呢？如果不是因为对文学的热爱、因为文学本身巨大的吸引力，很难想象我能挣扎着坚持下来。

生活毕竟比小说要复杂得多。即使小小的农场连队知青之间，也充满了钩心斗角。口号和行动，愿望和客观，理想与现实……种种矛盾纠缠，使我茫然。我憎恨虚伪、欺骗、强权、专制，却又相信伪善的说教，空泛的宣传；我同情弱者，却又不懂得造成悲剧的社会根源；对农场的建设我充满了美好的希望，却又不知道出路究竟在哪里。1972年我发表了第一篇小说《灯》，1975年出版了长篇小说《分界线》，尽管小说的许多细节是真实的，但其中的社会矛盾冲突却是不真实的。这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是我这样天真幼稚的青年人必然要走过的一段歧途。十年过去，我渐渐对生活有了自己的认识，慢慢成熟起来，终于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1976—1979年之间，中国文学发生了根本转折。高考尚未恢复，我急于学习，刚好有一个机会，进入了黑龙江省艺术学校编剧班。在汹涌澎湃的新思潮洪流前，我感到欢欣鼓舞，但我没有急于写作。我在回顾、思索、寻找。我对文学的理解已不再停留在原来的认识上了，它力图挣脱旧有的枷锁，面对生活的真实和真相。我在学校的学习中沉默了两年，直到1979年秋天，我写出了短篇小说《爱的权利》。十年动乱，使许多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忍痛抛弃了自己的爱好、兴趣、愿望、理想，以及各种美好而甜蜜的梦。人们几乎忘记了自己还有爱生活、爱事业、爱人的权利。个人权利与社会环境的冲突，带给我许多本质上的启示。这篇小说所描写的，尽管不是我个人的遭遇，但渗透了我对生活的重新认识，倾注着我心中全部被新时代唤醒的爱。从这篇小说开始，我的文学之路走上了“正途”，未来也对我敞开了大门。这一年来，我又发表了短篇小说《夏》《白罂粟》《去远方》，中篇小说《淡淡的晨雾》……这些作品虽然在艺术上和思想上都还不成熟，却是我十余年来思考的产物。多年来，我所体验的那个被扭曲的社会，对人的个性的禁锢和对人的尊严的践踏，都在这些作品里得到了表达。我以不同的故事、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人的价值、人性及其异化等问题。写作已不仅仅是出自我对文学的兴趣，而成了一种责任，也是我人生的一个组成部分。我愿意用笔来反映青年一代走过的艰难曲折的行程，表达我们青年对人生、对社会的赞美、批评和对未来的向往。

从童诗“太阳眯眯笑……”到短篇小说《爱的权利》，从长篇处女作《分界线》到中篇小说《淡淡的晨雾》，这就是我三十年来学习写作的全过程。也许我是无数有志于文学的青年中极少数能如愿以偿的一个，但这并不是因为偶然，更不是由于某种幸运的机缘。多年来我锲而不舍地追求自己的文学梦，并付出了全部努力。更重要的是，当我还是一株小苗的时候，曾得到许多编辑、老师、朋友们无私的帮助，我永远深深地感激和怀念他们。

奋斗并不仅仅为了成功。奋斗使我们找到了生命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文学创作要求我们付出一生的心血，也许常常只得到瞬间的快乐。

《中国青年》1981年第3期

我写《北极光》

《北极光》是一部以女性主人公陆芩芩的思想性格为主要线索进行构思的中篇小说。主人公思想发展的几个主要关节点，左右着整部小说故事情节的跌宕起伏。因此，把握这几个关节点，对于整体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北极光》的关节点主要表现在陆芩芩遇见的三个不同类型的男青年后，产生的几次大的思想震荡以及变化。第一次是在业余大学教室里碰到费渊，费渊对社会深刻的剖析及慷慨激昂的言辞吸引了她，她不自觉地将未婚夫傅云祥与费渊做了比较。小说一开头就铺垫了芩芩对傅云祥的不满，于是她才产生了想同费渊交谈、请教的愿望。这时候的芩芩，思想处于从麻木到清醒、从盲目到深思的变化的前兆，这种即将到来的急骤思想变化，为小说的故事发展铺设了一个深而湍急的漩涡。陆芩芩并非偶遇费渊后才不爱傅云祥，而是同费的交谈接触，帮助她意识到了自己一直以来苦恼的根由。她需要的是精神上的援助。如果说，芩芩在小说的后半部分，从曾储身上看到了自己追求的人生希望所在，使她认识到同一个自己并不真爱的人勉强生活在一起，是对他人和自己的不负责任和不道德的行为；那么这种不道德行为所给予她的痛苦，实际上已超越了担负同傅云祥决裂所招致的“不道德”的指责带来的苦恼，以及如果为了维持虚伪的道德，而对傅云祥继续表示虚假的感情，才会带来真正不道德行为的痛苦。究竟是哪一种道德观念更符合社会的发展，有待于芩芩和她的朋友们，在这个发生着巨大变化的时代里，得到实践的检验。

第二个关节点是曾储的出现，使芩芩在费渊之外又看到了另一种人。他充满生气和热情，对社会上不合理现象的批判不耽于口头，而是付诸实际、平凡、具体的劳动。芩芩在选择自己人生道路的十字路口，必然会对她所能遇到的年轻朋友新鲜的思想见解发生兴趣，渴望能从中得到解答或是解脱。曾储为她推开了一扇新的大门，引她站到一个新的高度，来看待现实的人生和所处的时代。于是小说在这里又发生了分叉，进入了三种不同的青年所代表的三种不同的人生哲学，纵横交错的较量阶段。芩芩的内心由此面临着更为胶着、激烈的斗争。她尽管已明白自己不应当苟且于原来的生活，产生了强烈的挣扎、挽救自己的愿望，以至导致了照相馆出逃这一场心灵的搏斗。但她在纷繁的社会关系面前，却陷入了更深的迷茫和惆怅之中，一度表现为她对费渊寄托的希望，以及对极端个人主义和人的价值理论的辨析不清。

这两次大的起伏，将小说推进到了第三阶段，即芩芩对费渊的失望和对曾储更深入、积极的认识。这也是全书关键性的关节点和转折点。一次无可奈何的呼唤，得到的是冷酷无情的回声，终于让芩芩看到了费渊自私的本质和扭曲的心灵。她又一次校正了自己人生的罗盘，从苦闷和狭隘中走出来，在曾储与他的伙伴们身上找到了生活的希望，从而走向了更广阔的世界。假如没有这一次具体而又尖锐的矛盾对费渊的考察和检验，芩芩也许还难以做出清醒的判断，恐怕也难以在较短的时间中，认识曾储这样朴实平凡的青年的价值。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而相同的经历、年龄和遭遇的人之间的差异，更有助于揭示事物的本质。芩芩对三个青年逐步认识的过程，也是芩芩的思想演变、发展、完善的过程。这些关节点的串联构成的线条，成为《北极光》构思的主体。

在我读过的为数很少的文艺理论著作中，艺术大师和前辈作家们告诉我们，小说创作的基本要求是反映人的社会活动，也就是说，表现人们在“做什么”和“怎么做”。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所展现的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大抵可以归结为这六个字所提出的要求。

然而，今天的读者似乎已不满足仅仅表现人物做什么和怎么做，他们希望知道人物为什么这样做，以及他们究竟怎么想？我理解这是现代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目前来说，除了人民群众思维能力、欣赏趣味、文化修养的普遍提高之外，还有十年动乱造成青年的信仰危机、社会生活的复杂化等多方面的原因。当人们感到自身的苦闷在生活中无法排解时，他们希求在小说中寻找出路。刚刚跨入人生大门的青年读者尤其如此。他们中的许多人处于苦思之中。因此，反映当代人生活的作品，不可能回避这些客观现实。已有越来越多的作品，致力表现人物“为什么这样做”和“怎么想”。并将过去传统写法中表现“怎么想”所采用的潜台词，变成直接的心理描写和对内心世界详尽淋漓的描摹。有些作家借鉴“意识流”手法的作品，受到了读者欢迎。

《北极光》亦是一次剖析人物心理的粗浅的尝试。首先，一部小说的表现形式取决于它的内容。《北极光》是一部以反映当代青年对人生、理想的思索、追求为主题的小说，通过芩芩对三个抱有不同人生态度的青年的认识，体现她对生活道路的抉择。前面已经谈到芩芩的思想发展线，当一部小说对于丰富精彩的故事和人物行为用笔较少时，反映各种人物的思维、心灵活动就成为它的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