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语形象诗学与方法：赵小琪选集》：
普实克这种以文学系统与其他系统关系为其内容，强调相互关系而不是脱离特定文化环境和具体社会历史背景去讨论单一作家作品意义的理论与方法，击中的正是夏志清和英美新批评理论和方法将现代作家作品孤立起来进行研究的软肋。与结构主义理论不同，新批评一般不承认文学系统与其他系统的关系，认为文学系统作为自足、自主的整体与政治、社会、历史等系统是分离无涉的。他们只重视对单一作家作品进行封闭、绝缘、孤立的细读，而忽视社会历史大系统的结构规律对文学作品内在结构的重要影响。
而事实上，一方面，文学固然有其独特的地位与价值，另一方面，文学又不能脱离政治、社会、历史的土壤进行悬空式的发展。至于发生在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极为尖锐、复杂的社会、历史环境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更是如此。在这种社会、历史环境中，作家时时感受到社会现实的急迫要求。“正是这种不受阻碍的直面现实的要求，使艺术家们不得不一再地面对如何在艺术层面上表达和贴近现实生活的问题。”正因如此，普实克认为，夏志清设置的单纯的审美价值标准是无法有效地应对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事实的复杂性的。长在中国、生活在美国、操持着西方式的话语的夏志清与其说不理解中国现代内忧外患的社会形势，不如说他是故意漠视中国现代社会与中国现代文学的这种紧密的联系。他“为了成就他的议论，故意强调某些事物而抑制或隐瞒另一些，又或者给事物增添了非原有的意义”。这种“抑制”表现在，“由于缺乏对于文学社会作用的理解，夏志清居然连那些他本人都完全承认其价值的中国理论家们都要加以责难，说他们过分关注社会问题。例如，他声称胡适已申明自己忠实于‘现实主义’，指责他持有‘把文学作为社会批评工具的狭隘观点’”。这种“隐瞒”表现在，他“把文学创作的成品看作超脱历史时空自身具足的存在物。如影响过他的‘新批评’一样，他从所谓具有普遍性的一套美学假定出发；凡合乎西方伟大作品的准据亦合乎中国的作品”。在叶维廉看来，由于中国现代作家与西方作家所处的时代、历史、社会环境不同，因而，夏志清这种将文学作品从具体的时代、历史、社会环境中抽离出来，用西方模子中的美学假定去审视中国现代文学的方法，是不能够系统地把握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性特征的。
第二，中国文学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结构主义系统论的整体性原则，既要求研究者在研究文学作品时必须从系统出发，对文学系统与其他系统彼此间的影响和作用进行系统分析，也要求研究者对文学系统内部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进行系统分析，从而达到对处于共时性和历时性坐标上的文学系统的完整、全面的认识与了解。正缘于此，普实克在建构中国现代诗学空间版图时将触角伸向了中国文学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只不过，与一般结构主义主要从语言和原型的角度考察文学系统内部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有所不同，普实克主要是用结构要素来分析中国文学系统内部各部分之间的关系的。
一般的中国现代诗学著作，都将中国现代文学视为对中国古代文学进行革命的产物，然而，普实克在考察中国现代抒情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的结构性联系时，借助于对“主观主义、个人主义”两个结构要素的分析，独具慧眼地发现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不仅不是断裂的，而且具有统一的结构性联系。他强调指出：“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对传统观念和束缚的轻视，对生活悲剧性的意识……是表现清代文学和革命文学之间密切联系的最值得注意的。”在考察中国现代不同作家作品的结构性联系时，他则极为注重“作家创作个性”与“艺术特性”两个方面的结构要素。在他看来，一个研究者应该“准确地描述和区分不同作家的作品并找出他们的主要特点……对他们的创作个性和艺术特性阐述得更多些……对他们的创作个性做一系统阐述”。在考察中国现代同一作家的不同作品的结构性联系时，普实克强调的则是作者的“艺术性格”和“艺术整体”两个方面的要素。一个诗学家研究一个作家，不要“把自己局限于非本质的枝节问题”，而是应该对这个作家的“文学作品进行系统的分析，不是只看到他个性中孤立和偶然的事物，而是把它们看作由作家艺术性格融合起来的艺术整体中的组成部分”。由此可见，系统性和结构要素，是普实克界定中国现代诗学空间时非常重视的关键词，也是他组织、分配中国现代诗学空间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标准。正是依据这一标准，普实克既在纵向上梳理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渊源、产生以及发展过程，又在横向上拓展了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文学以及中国现代文学子系统内部不同时期、不同作家乃至同一作家不同作品之间的联系，并在这种广泛的联系中凸显了作为大系统的中国现代文学和作为小系统的不同时期、不同作家乃至同一作家不同作品的独特性和现代性意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扩充了中国现代诗学的内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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