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唯物主义与现代美学问题：20世纪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范式与经验研究（第二版）》：
继承作为一种思想资源的文化研究就是要继承文化研究的经验，从知识论与方法论的层面上将经验研究与经验方法融入具体研究过程，并将文化经验分析作为阐释某些特定文化文本的方法与路径。在文化研究中，经验是一种理论的再生产，它意味着理论研究首先基于具体化的文化实践过程，其次才上升到学理化的建构。这也就要求我们对文化研究不能仅仅满足于那种阐释性分析的理论模式，而是思考如何真正将文化研究的理论经验融入中国当下的历史语境与现实，在文化经验分析与文化个案研究中实现文化研究的方法精神，这也正是英国文化研究提供给我们的重要的理论启发。
在中国当代的文化研究中，20世纪英国文化研究的理论家及其他们的理论著作，如雷蒙·威廉斯、理查德·霍加特、斯图亚特·霍尔、E.P.汤普森、特里·伊格尔顿、托尼·本尼特等，是最为中国学界所熟悉的，他们的理论观念也是最早被中国学者所引入的。目前，中国学界对这些文化研究理论家的理论资源的阐释分析已非常充分，甚至造成了话语拥堵，但关键的问题不在于阐释分析他们的理论与著作，而是我们如何从中汲取有效的方法与精神。在这方面，其实，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他们那种基于理论的经验性和文化研究的实践性而创造的思想资源。
以雷蒙·威廉斯、理查德·霍加特、斯图亚特·霍尔、E.P.汤普森、特里·伊格尔顿、托尼·本尼特为代表的20世纪英国文化研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都重视大众文化的研究，大众文化研究孕育了他们的理论范式和表达形式。但是，对他们来说，大众文化不仅仅是一种研究对象，而且是一种“问题式”的文本经验，由此，他们所开创的文化研究其实也是一种“问题式”的研究，而不是“对象式”的研究。这种“问题式”的研究不仅仅在于他们对待大众文化的理论态度和选择，关键是能够从文化经验与文化分析中走向理论范式的建构。英国文化研究理论是直接从工人阶级大众文化中生长出来的，大众文化是它理论生长的根，它是在广泛地回应现实文化经验的过程中实现理论的实践性的，这其实也就回答了如何继承文化研究的思想资源的问题，也就是说，横向地阐释分析他们的理论观念与观点其实只是一种简单的复述，能否回到那种“问题式”的语境中，实现理论的再生产，才是中国当代的文化研究需要认真借鉴的。
20世纪英国文化研究还有另一方面的理论启发值得我们重视，那就是在他们的理论中存在着很深刻的文化遗产的成分，它是在对英国现代文学批评传统的继承中才发展了理论的经验性，并实现了深刻的理论转向的。这一点也值得中国当代的文化研究认真思考。
在人们的一般观念中，英国文化研究好像是一种固定的、有明确的理论体系的理论，其实他们的理论并非铁板一块，甚至是一种松散的、充满个性的、各自有不同理论研究领域和侧重的理论，因为英国文化研究是在多重的理论资源、理论谱系、理论观点上发展起来的，具有突出的理论与经验交相融合的特征，理论层面上的建构是从经验中来的。首先，这个过程是复杂的，经验研究与理论建构交相融合的过程不可能直接地在理论层面上发生，而是有一种理论与经验以及文化现象分析的深层次的汇合。其次，这个过程也不是一种理论上的自足的表现，而是理论与经验层面上的理论张力影响的结果，理论上提出的问题是文化经验与审美认识上的概括，它不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纯粹思辨性的东西，而是文化经验与审美分析有效融入理智思考的过程。就中国当代的文化研究来说，继承作为一种思想资源的文化研究就是要把这种理智性的思考放到批评传统、文化经验的历史语境中去，不是为了仅仅分析这其中具体的理论观点，关键是强调文化经验与理论建构相互作用的过程与形式，从而走出那种“理论化”的文化研究和文化实践的困囿，在微观研究上凸显文化研究的实践性，进而释放文化研究在学理层面上的重负。
在西方文化研究理论刚刚引入中国的时候，学者们曾经担忧文化研究会取代文学研究。现在看来，这种担忧并不是一个严肃的学理问题。因为文化研究影响的是文学研究的内在肌理问题，是文学研究如何进行下去的问题，而不是文学研究能否进行下去的问题。所以，尽管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现实来看，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的观念产生了强大的冲击，但是否真的像人们担忧的那样文化研究会在理论范式的意义上取代文学研究，恐怕还不能妄下论断。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在根本上是方法和思想的交叉关系，文化研究的兴盛影响了文学研究的格局与走向，但在深刻的学理层面和学科层面上，文化研究并不具备跨越文学研究范式的内涵与追求，它是文学研究到了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而出现的历史转折。这个转折不是文化研究要取代文学研究，而是文学研究的理论形态与理论趋势发生了理论范式层面上的深刻变革。
如今，40年过去了，文化研究其实也在经历转折。相比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文化研究面临的这个转折同样是在它自身的学科内部发生的。挑战来自文化研究的学科化趋势，在文化研究刚刚开始的时候，约翰生曾直言不讳地说：“文化研究就发展的倾向来看必须是跨学科的。”①特纳也曾经指出：“文化研究不仅是某种跨学科的领域，也是许多问题关切点和不同方法交互汇流的领域。”“如果有人将文化研究视为一种新的学科领域，或者将文化研究当作某种学科领域的排列组合，将会造成一种错误。”②但是，现在，文化研究已经有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和研究课题，文化研究也有了学科化的规划，已经形成了一种准学科的形式，当初坚决寻求从学院、学科、制度、规范中独立出来的文化研究，现在又面临着被再度学院化、学科化、制度化的危机。从跨学科的动力发展而来的文化研究曾经给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转折路向，如今文化研究重走学院化和学科化的路子，这一点则是西方文化研究留给我们的警醒。
从英国文化研究的方法论的角度看，文化研究就是文化个案批判，文化研究的理论就是文化研究的实践。这种方法论精神注重的是具体的文化经验的理解和分析，并试图走出学院化、体制化和制度化约束，所以，它的方法论追求不是为了取代文学研究，而是深化拓展文学研究，也可以说，它仍然有文学研究的理想与期盼，只不过这种理想的实现采取不同的方式，如跨学科、反学科、学科交叉、方法融合等都是英国文化研究的方法论原则，在这些方法原则中，文学研究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内容。落实到具体的方法形式上，典型的就是20世纪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的“文化唯物主义”和“民族志”的方法，它们其实都包含着丰富的文学研究的因素。“文化唯物主义”重视文化与生活经验的关系，“民族志”方法则把人类学的理论运用于大众文化经验的分析，这两种方法都是从最基本的经验、个案出发而不是从一定的理论体系和观念出发来考察文化个案、具体的文化经验在文化意识形成中的作用，这其实也正是文学研究的内容，它们在实现了文化研究的目的之后，更丰富了文学研究的内涵。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