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博凯尔(Anne Boquel)和艾蒂安·克恩（Étienne Kern）均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之前分别任教于巴黎索邦大学和巴黎第十大学（巴黎楠泰尔大学）。他们热爱文学，擅长讲故事之道，代表作有《法国文人相轻史》（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

2022年5月，艾蒂安·克恩凭借《飞翔》（Les Envolés）一书获得龚古尔首部小说奖；同年11月，获得法国航空俱乐部奖（Prix de l’aéro-club de France）。

1794年7月20日，今德国耶拿城堡围墙前。一场学术会议刚刚结束，耶拿市自然历史学会的成员们正陆续离场。他们一边走，一边谈论刚刚那场“冗长而枯燥”①的报告。
   有两个人也走了出来。弗里德里希·席勒，三十五岁，鹰钩鼻，金色长发，目光坚定，自信豪迈，风度翩翩。在他身旁的是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四十五岁，脸上带着让人难以捉摸的神情，看起来有些倔强，但眼中闪耀着睿智的光芒，且始终保持着矜持与克制。歌德和对他来说几乎是陌生人的席勒一起出现，这完全是个偶然。此前，他们的关系仅限于两三封礼节性的信函往来和1788年的一面之缘。他们当然读过对方的作品。歌德知道席勒的剧作《强盗》（Die Rauber,1781年）于几年前大获成功，而席勒也深知《少年维特的烦恼》（Die Leiden des jungenWerther,1774年）和《艾格蒙特》（Egmont,1789年）等作品早已让这位前辈功成名就。他们相互尊重，仅此而已：歌德认为这位后生的才华“尚未成熟”①；席勒则艳羡这位同行的红运——歌德不仅文学成就斐然，还受到萨克森-魏玛公爵这一强大保护伞的优待。
   正是自然历史学会的工作，为他们创造了彼此接触的机会。身为耶拿大学历史教授②的席勒曾是一名军医，因此他能够和醉心于物理及自然科学多年的歌德进行科学方面的探讨。在这方面，歌德更像是一位业余爱好者，他曾在一部植物学著作中提出“植物变形记”理论，认为所有植物都拥有某种相同的“原形态”。
   7月20日那天晚上，席勒问歌德是否认为先前某场报告的自然观过于“割裂”，歌德深以为然——他认为，若要理解自然，就必须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考量。他们从会场离开，几分钟后来到了席勒家门前。
   两人说着话上了台阶，进了门。歌德抓起一支笔，随便找了张纸，画下了他所认为的其他所有植物源头的理想原形态。席勒则反驳称那只是一个理念，而非这一理论的证据。自认受到冒犯的歌德又提出自己的论据。这场辩论眼看要持续到地老天荒，最后，他们暂且别过，谁也没说服谁。①不过，也算是发生了一些什么：那是初见的火花。
   两天后，他们共同的一位好友，哲学家威廉·冯·洪堡邀请他们共进晚餐。整个过程气氛热烈，再也不见之前的迟疑与保留。一个月后的8月23日，席勒在一封信中给歌德寄去了自己画的歌德肖像。这幅画像生动形象，歌德在回信中说从未收到过这么好的生日礼物——8月28日是歌德的生日。
   仅仅数周时间，两人便成为挚友。患有结核病的席勒身体羸弱，但只要健康状况允许，他便会跋涉二十多公里，从耶拿前往魏玛与歌德相见。通常情况下，是歌德来见席勒。每天傍晚，歌德都会来到席勒和妻子夏洛特以及孩子们生活的地方。夏洛特不时用饼干款待丈夫的这位贵友。
   歌德坐在沙发上，席勒则在房间内来回踱步(他的性格中有一些急躁的特质)，两人边聊天边喝潘趣酒-—歌德不喜欢茶和药饮，只有在着凉时才会喝。天气晴好的时候，他们会在室外散步②，或者在凉亭中探讨他们关心的话题：美学争论、待写的杂志文章、手头作品的进度，以及新的写作计划。后来，歌德回忆起这些美好时光，曾不无伤感地慨叹：“他那时三十多岁，我四十多岁，两人都正当年，多好啊！”①
   即便在分别后，他们也会连续数日沉浸在先前的对话中，甚至在各自回家后迫不及待地写信告诉对方，自己的心仍与对方同在。任何事都可以作为延长讨论的由头：提出一个哲学问题，通报刚读到的一篇文章，或者讲一讲菜园的情况。1796年1月，席勒请当时正专注于色彩理论研究的歌德为自己的住所挑选墙纸及墙纸的颜色，歌德说应该用绿色和粉色，并给席勒寄去了几卷墙纸。当工作繁重、需要长时间驻留魏玛时，歌德还会给席勒送去蘑菇、烤肉、梭鱼等食物作为礼物，并且嘱咐他要尽快食用；或是在自己的信过短时，为席勒奉上一道萝卜佳肴作为补偿。②这些食物和他们的往来信函一样，有时会通过公国的邮局寄送，但大多数信件是由女佣克里斯蒂娜·温泽尔（Christine Wenzel)传递的。
   P3-6

目录：

引言

1 颅骨与萝卜

2 英国花园中

3 仿佛灵魂在交流

4 俄式棋局

5 温情与冷鸡

6 冰崩

7 戴冠幽灵

8 潜藏的爱情

9 心镜

10 卡雅楝树下

11 上帝之手

12 挨着饿歇斯底里浑身赤裸

13 一记重拳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