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吉炎绘画创作艺术图存》:
熊吉炎老师论辈分要算我老师的老师,应该称作师公,我虽与他儿子平辈论交,听说他热爱画画,却一直未与他本人接触过。最近有幸参观《艺术苦旅——熊吉炎艺术回顾展》,看到他不少水彩画原作,对他用笔的大胆颇感震撼。后在与他的学生邵常毅老师的交谈中,得知熊老师是“宝元通”创始人熊荫村的长子,自幼爱画,却未受正规的美术教育,全靠自己揣摩、体悟。其后我专门检索了一下“宝元通”和“熊荫村”的相关文献,据《四川省志·商业志》记载:,“1920年,肖则可、王敬初、熊荫村、肖雨笙、熊郁村等人,集资600两白银,在宜宾林家巷租了一间铺面,合伙做土铁、铁锅、日用小五金生意。……遂于1923年底正式定名为宝元通号。”@而“宝元通”乃重庆百货的前身,在1949年时已将分支机构开到印度、巴基斯坦等海外地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肖、熊等老先生将“宝元通”交给国家经营。熊老先生还作为工商界代表参加了1950年、1951年两届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据熊老师家人回忆,当年抗战时期,徐悲鸿等文化名人曾长期借宿于家中,与熊家交往颇深。可惜之后熊老,币并没有因此受到荫庇,只是作为一个普通工人参加工作,日子一直过得紧巴巴的,直到他过世也没正儿八经地卖出过一张画,这真可与梵高的经历一比!
在正式行文前记述这些资料,是因为我对熊老师绘画风格的形成因由甚为好奇——他的画风与当时流行的写实风格大相径庭。我曾向邵老师打听:熊老师到底有没有拜过师,看过相关的美术展览和画册?邵老师不太肯定地告诉我,似乎是没有。于是,我查阅了相关的文献资料,希望能找到一些答案。
重庆在抗战时期作为陪都和大后方汇聚了全中国大量的优秀艺术家。据黄宗贤考证,徐悲鸿领衔的中央大学艺术系于1937年迁来重庆,竖起写实主义大旗;而后,国立艺专的林风眠等人在1942年迁至重庆沙坪坝;还有驻留于江津的武昌艺专,都为当时的重庆培养了不少艺术人才。民国31年(1942年),重庆还举办了当时最大的一次全国美展——“第三次全国美术展览会”,引起社会强烈反响。熊老师生于1942年,幼年恐无多少机会接触到徐悲鸿等人,及至他读书之后,又陷入政治动荡中,想要拜师学艺确是难事。不过重庆受民国风气影响,民间对艺术颇为热衷,加上从成都迁来的成都艺专与西南人民艺术学院合并为四川美术学院,在西南地区形成了一处艺术高地。熊老师的家庭氛围使他自幼受到熏陶,热爱绘画亦非异事。尤其在政治动荡中,他因家庭成分问题绝了上进之路,唯有将一腔激情投入绘画中。他在化工站工作,接触到不少原料,可以自己动手制作水彩画颜料。而相对来说,墨汁和宣纸或者油画颜料与画布则不是那么好寻。对熊老师这样的业余爱好者来说,水彩画上手快,对外部条件要求低,选择水彩画是当时的必然选择。实际上,当时的民间美术爱好者大多是从水彩画创作开始的。
熊吉炎的创作被我的导师王林教授和邵老师归为“苦”“拙”其判断的依据大抵源自他画面用色偏灰暗、刻画大略而不拘细节,加上他苦难的人生。这里我倒是持保留意见。熊老师的生活虽然清苦,却丝毫不见于画面中,可见至少其在创作之时,抛却了生活中的烦恼,而全心将精神投入到艺术的世界中。熊老师绘画惯用毛笔,这是中国特有的方式,其线条运用相较油画用的排笔可粗可细,更为自由灵动,但掌控难度也较高。他绘画的线条大胆且跳跃,无论是枝权,还是房屋、台阶,甚少选择直线,多少带些弧形,如此使他的画面带有一种韵律感。画面中虽灰调子居多,却时有亮色点缀,无论是重色的老街与亮色的新楼的对比,还是昏暗的河面上扬起的粼粼波光,或灰暗天气下醒目的车灯,都说明他执着于在生活中发现美。而心理学的研究发现加工的流畅性能唤起审美的愉悦感,从这个层面来说,熊老师试图用自己的画笔穿越现实的苦难而唤醒潜藏于精神深处的灵性,如同海德格尔所言,用艺术去揭示“大地”同“世界”遮蔽与反抗的争执,祛蔽求真,到达自由的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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