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深入开展经济统计指标的机理挖掘，夯实“国势研判”的专业基础
通常我们都说，“要想富先修路”，这典型地表达出“基础结构（infra- structure）”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然而，基础结构不仅仅是物质的，除了“物质基础结构（physical infra-structure）”，还应该包括“社会基础结构（social infra-structure）”。越是到了发展的高级阶段，社会基础结构就越重要。
国民经济统计是社会基础结构和国家软实力（包括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公共产品。研究和判断中国国势和世界竞争格局、提升国家治理能力，需要全面、翔实的经济统计数据基础。判断国势应该借助于经济统计学视角和工具。笔者认为，仅凭经济统计学视角和工具，未必就能得出高质量的国势判断；但如果轻视甚至摒弃经济统计学视角和工具，则根本无法得出高质量的国势判断。
本章主要阐述五个方面：①经济统计意识和工具对国势判断的不可或缺性；②国势认知格局；③“国家”应该作为基本的测度单位，警惕国家视角被淹没在国际统计标准的“平均国”处理之中；④国势的定量分析往往采用线性处理手法，故而需提防“线性思维”对国势判断的负面影响；⑤常规经济统计分析在国势判断中大有应用空间。
1.1 “国势研判”—提升国家治理能力需要坚实的经济统计基础
1.1.1 轻视经济统计基础危及国家经济安全
身处信息时代，人们在国势判断中都愿意使用定量指标，然而若轻视经济统计，忽视数据基础，玩弄计量程序，因而，基石沦为危卵，海市蜃楼炫目。虽模型新精尖、理念高大上，却与社会现实相隔，某些策论自说自话，难以真正落地。长此以往，误判国势，给国家带来的损失不可估量。
典型的如中美贸易差额，区区一个对外贸易统计的指标，双方对所谓事实的确认不同，争议很大，我们的基础数据不足，无法支撑自己的观点。2018年被时任总统大肆炒作，成了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的起点。长期瞧不起“部门统计”，代价竟然如此之大。
与经济统计相关的重大事项并不少，如人口预测与生育政策调整、资产负债核算与流量核算的长期对应、信用评级与融资成本等，都需要总结经验教训，也需要认真应对。经济统计数据基础与国家经济社会安全存在非常密切的相关性。笔者这些年来多次在不同场合呼吁，希望引起社会的广泛重视（邱东，2021）。
轻视经济统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好多人以为经济指标很简单，果真如此吗？以当前格外重要的国际经济统计为例，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的缪格教授明确指出：测度中我们往往偏好那些可计算的、易于量化的实物产品，这也夸大了国际经济关系中“贸易和生产线中心（trade and assembly hubs）”的规模及其重要性。为了标识双边贸易关系的特征，我们原则上需要关注两国所交换的“国内制造产品（domestically manufactured products）”的数量。如果产品中包含了几个国家的投入，我们应该将“第三国的贡献（third-country contribution）”从双边关系中剔除，以免它们扭曲经济图像。
“指标口径”，包括什么与不包括什么，很多人瞧不起，无非加加减减，看似没有技术含量，过程烦琐枯燥。其实这是在确定指标的定义域，实乃进行数据计算的前提。对数量分析而言，忽视指标口径实在荒唐，指标即变量，如果连其外延和内涵都搞不清楚，后面的计算，无论技术、方法、模型多么高深，就都失去了本应具备的社会经济意义。而今，世界的走向处于关键时刻，切实服务于深度的“国势研判”，应该成为经济统计的第一要务。
1.1.2 国势判断需要避开测度陷阱，深入研究当代经济统计规则和方法论
采用统计指标判断国势和世界竞争格局，需要注意避开各种“测度陷阱”，因为统计指标看似计算简单，但在“可加性”和“可比性”的达成上隐含了相当多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不仅可能是随机的，更可能是模糊的，故而仅仅采用数理统计方法还无法全面应对。
国势学需要定量研究，但是作为一种“政治算术”，在计算中更需要重视其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含义。例如，在GDP总量的动态比较上，美国、欧盟、中国和日本位于前几位，指标数值及其经济体之间的差距在演变，排位的名次也在演变。除了计算所采用的价格基础可以选择 外，这里还有一个认知陷阱——“GDP总量距离”与“排名位次距离”其实是两种经济距离，尤其在排行榜的前列，二者所包含的质量蕴含大为不同。一位之遥，内涵复杂，相期难定。
而且GDP的线性推演未必能够准确预测增长态势，大国竞争可能出现出乎意料的结果，未必按照哪一方的意愿演化。比如，有些国势判断认定美国经济走弱，倘若果真如此，那么欧盟国家的经济就有走强的机会。英国脱欧看似欧盟失去一个较大的经济体，却可能有利于提升欧盟决策的时效性，反而具备某种“正效应”。多维度地考察历史，柏林墙推倒后世界经济竞争的主战场就还是美欧争霸，虽然如今美国已经构成国际政治上独霸的架势，但欧盟经济体无论如何演变，都与美国的发展态势高度相关。
本书中提出“真实链位论” ，试图给出一个更加符合全球化现实动态的考察框架，揭示了经济测度的内在难度。“链位分析”需要多维度考察，动态地相互印证，方能给出大致的判断。
如果一定要分出经济体的水平高低，就需要把分析所用到的各主要因素合成，或者用“等价收入法”模拟得出一个综合值。各种排名都是合成方法得出的，合成方法存在三个基础性缺陷，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用“数学可加性”代替“社会经济可加性”，在“当量转换”中存在随意性，故而合成结果很难具备稳健性。
合成方法看似经过科学处理，其实排名结果的人为操作空间并不小，如果要利用它达成预先想得到的排名，并非难事。例如，算出中国在六个排名维度中四项超过美国，窍门就在于如何选定“构成指标”及其权重，其实按照该手法，完全可以算出中国全面超过美国，哪怕在军事和教育上，都照样不在话下。因此，我们在使用这种极端理想化的预测结果时，需要格外小心。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经济统计方法与国际规则研究是社会基础架构的重要构件，也需要平日里认真建设和积累，否则在贸易争端、国际比较时就派不上用场。比如中澳、中欧、中日韩、中国与东南亚的贸易差额应该如何计算？现在不认真研究，积累数据基础，将来一旦与哪一方出现贸易争端，拿什么作为依据去辩论和谈判？事关中国经济“外循环”的维系和动态构建，在美国率众围堵的严峻格局下，需要估量各种不同的博弈结果，落实到预估各种结果的可能程度。这就需要经济统计的坚实数据基础，而基础坚实与否，经济统计方法与国际规则的研究不可或缺。
1.1.3 经济统计基础需要国家配置资源长期构建
经济统计数据是需要高智力才能产出的公共产品，而公共产品通常是先天性供给不足，故而，需要国家配置资源，长期构建系统的宏观数据平台。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由于国民核算的复杂性，制定核算方案与实际核算工作水平的提升是两回事。中国1992年就宣布核算体系转型，实施以联合国SNA为主的新核算体系，然而经过30年的实践，中国实施SNA的实际操作水准并不高。GDP的分组数据不够细致，指标的统计频率也不够高，投入产出表的产品和部门分类还无法满足增加值精细核算的要求，资金流量核算有待于实现实物与资金、国内与国际、流量与存量的常规化对接。最新SNA方案已经修订，但尚待切实地、系统地推进落地。
中国社会统计的态势比经济统计更令人担忧 。联合国发布了SDGs，相应地开发了一套SDGs指标体系，要求各国提供基础数据，以动态监测进程，助力在2030年实现该目标。中国还有相当大的基础数据缺口，剩下不到8年时间，如何弥补这些缺口，也非轻而易举之事。需要加紧谋划，不然，与中国的大国地位不大相称。
作为新兴经济体，中国应该参与国际经济统计规则修订，而且事关国家利益更不宜忽视，而这需要拥有中国本土的经济统计人才。目前经济统计学人才的培养处于萎缩态势，不少高校将经济统计学当作理学模式管理，不仅否定了经济统计学的国势学（政治算术）初心，甚至连经济学知识也被忽视，只是强调所谓现代统计，畸形的“唯数理”知识结构无法服务于社会经济管理实践，社会难以招募到真正管用的经济统计人才，年轻学子就业后需要补充的专业知识过多。
发达国家大学的经济学系和国际组织拥有专业研究团队和经济统计专家，而中国在SNA、国际比较项目（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gram，ICP）等诸多方面的研究参与过少。应该抓紧布局，定向培养能够在国际舞台参与交流的经济统计人才，否则，参与修订国际规则就是一句空话。
1.2 大格局：用经济统计思维帮助导出国势认知框架
1.2.1 经济统计作为“国之重器”助力提升“知国能力”的历史过程
“知国能力”为“治国能力”的构成部分，或为其基础部分。经济统计作为一种社会基础结构，也是一种“国之重器”。但对于如何使用这个工具却充满了矛盾和辩论，经济统计本身的发展也与“国势研判”若即若离，可谓波澜起伏。
第一，政府统计与社会不同主体的利益博弈。
比较典型的是美国联邦政府统计的产生和发展历史，揭示了宏观经济统计的形成过程（Rockoff，2019）。看似非常简单的三大基本宏观统计：价格统计、就业统计和收入统计，其统计标准往往涉及不同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是各类经济主体争吵才吵到如今的程度，这是一个非常激烈的针对指标概念和口径的博弈过程。
广义政府、企业、居民、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NGO）（包括学者）和“国外”，这五大经济主体都参与其中，各有作用。而政府参与经济统计的博弈，又有不同形式，如设置专职机构、设立专门委员会（外部委员会）、政府官员参加相关活动等。
应该注意到，这些关于政府统计的争议基于一个公共信念，或者说理性前提，即各经济主体都接受或坚持：经济见解应该基于现实。因此，需要由专家构建的、非政治的和精确的公共统计。显然，这种专业信念是经济统计作为社会公共产品的文化基础。
第二，经济统计学的顶峰与光影掩盖下的测度难题。
历史上，德国“社会统计学派”更强调统计的社会相关性，偏重福利内容的测度，但受制于指标的可行性而难以推进。而经济统计因其内容似乎可借助价格（价值指标）作为“同度量因素”，初步解决了综合（宏观）统计的加总问题，即可加性问题。这个进路逐步趋向于经济统计的核算方法，逐步形成了国民收入统计、资金流量统计、国际收支统计、投入产出统计乃至资产负债核算，最后达成了SNA。
20世纪40年代开始，国民生产总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GNP） 为现代宏观管理提供了经济测度、国民核算和国际比较的方法论基础，现代经济统计学以SNA的方式达到顶峰。得到欧美社会的高度认可，理查德？斯通教授等数位经济学家因为其在国民经济统计方面的突出贡献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形成了经济统计学发展所谓的“黄金30年”（20世纪50～70年代）。
但应该认识到，SNA无疑是片面的，核算还不是测度的全部，体系设计者当时就把人口和社会统计的相关内容另行安排处理了，其原因是基于方法论，社会和人口统计体系（system of society and demographic statistics，SSDS）的内容太过复杂，无法被纳入SNA的平衡关系式，因为两个领域的平衡关系存在根本性差异，顶多只能独立安排为另外一个平行的核算体系。
而后SSDS同样由联合国公布，却没有流行起来，这个历史过程说明，对社会统计进行类似SNA那样的平衡核算难以实行，思路和进路上都还存在无法解决的测度难题，社会统计只能以指标体系或合成指标的路径推进。
第三，SNA的成功也削弱了经济统计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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