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论
今天的中国,有两件事情值得高度关注:一是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全面转向鼓励生育政策收效甚微;二是地缘政治与国际关系的冲突和对抗性矛盾部分激化,全球经济发展与政治变革前景不明朗,区域化和俱乐部化特征不断显现。中国经济内外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过去30年,世界范围内的低通货膨胀乃至通货紧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世界人口红利和全球化红利 (古德哈特和普拉丹,2021),中国经济持续多年高速增长所创造的奇迹也很大程度上源于此。同时,中国的崛起及融入全球贸易体系,对于实现全球经济高增长、低失业率和低通货膨胀这一“黄金组合”也功不可没。但是,人口老龄化和逆全球化的叠加将会逆转之前的趋势,给世界和中国带来一系列改变。
这不是学者首次提出人口问题。当代中国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程亚文曾在 《东方早报》《环球时报》等撰文指出,人口在数量上和结构上的转变会对一个国家的安全产生深远影响 (程亚文,2008);甚至欧洲自工业革命后在世界上所拥有的优势地位,以及20世纪50年代美苏争霸的经历,都与相应时段这些国家的人口数量及人口转型密切相关;近年来世界政治重心逐渐由西方向非西方转移,也与非西方人口迅速增长、西方人口增长相对停滞的过程相一致 (程亚文,2007)。
这些论断与近年来加拿大、韩国、日本以及部分欧洲国家积极鼓励国民生育行为的政策相互印证,其中不乏各国政客从国家安全及其重要性角度来鼓吹 “大多力量大”。实际上,它们也确实有效反映了人口因素对各国经济和社会的重要性。尽管人口已经被证明是影响和预测经济增长或社会发展的稳健且显著的因素之一,但对于人口与经济之间关系的研究还远远不够,人口对经济尤其是宏观经济的冲击影响在经典经济学中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围绕人口与人类福祉改善和生活质量提升,最初人们普遍认为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呈负相关 (Barlösius,2007)。人口增长不利于经济发 展 的 学 术 讨 论 有 着 悠 久 的 历 史, 较 早 可 追 溯 至 18 世 纪(Etzemüller,2007)。此后这一观点逐渐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悲观如“世界末日预言”的观点与乐观如 “人口增长是创新和繁荣的前提”的观点针锋相对且长期并存。之后,偏悲观的观点渐占上风,社会发展政策偏向于有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控制 (Connelly,2008),以助推经济增长为由限制女性生育行为的措施屡见不鲜 (Raymond,1994;Schultz,2006)。
早期从总量角度考虑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 (Kelley,1988;KelleyandSchmidt,1995,1998),并未得出一致结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相关研究表明,人口结构尤其是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才是考察人口与经济相互关系的关键所在,人口年龄结构不同导致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的价格存在差异,这是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人口与资本转移的重要因素 (Ludwigetal.,2007;古德哈特和普拉丹,2021)。
人口转型 (demographictransition)与人口年龄结构密切相关,是各国已经或正在或即将经历的现象 (Mason,2005;Lehr,2009;Reher,2021),是人口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转变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过程。该理论源于对西欧人口出 生 率 和 死 亡 率 经 验 分 析 的 结 论,最 早 可 追 溯 到 Thompson(1929),到20 世 纪 40 年 代 由 Notestein (1945)与 Davis (1945)等形成系统理论,他们初步创立了 “人口转型学派”,之后许多学者对这一理论进行了补充和完善 (Coaleand Hoover,1958;Coale,2015)。
早期研究将人口转型定义为在出生率和死亡率从高向低转变的过程中人口急剧增长的现象,但随后的研究 (Weeks,2002)认为人口转型并不是单纯的人口问题,而是与之密切相关的一系列转变过程的综合现象,包括流行病学转变、生育行为转变、年龄结构转变以及家庭组织结构变动等。其中,流行病学转变描述的是青少年死亡率急剧下降且死于传染性疾病的比重迅速降低以及人口集中病逝于 高 年 龄 段 (“死 亡 率 集 中 ”) 的 现 象 (Olshanskyand Ault,1986;Omran,1971;Omran,1977;Fries,1980; Wilmoth andHoriuchi,1999);生育行为转变主要描述生育行为趋于有控制性的生育模式 (避孕措施和人工流产等技术普及)的现象 (Ji,2003);年龄结构转变主要描述人口从青少年年龄金字塔向中老年年龄金字塔转变的过程;家庭组织结构变动则主要描述人口由 “基于命运组成家庭”模式向晚婚晚育、高离婚率等 “基于合理设计组建家庭”模式的转变。
在人口转型的讨论中,人口红利 (demographicdividend)是经常并提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按照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表述,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在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时,劳动年龄人口相对年幼抚养人口比例大幅上升,从而获得的临时经济收益 (UnitedNations PopulationFund,2017)。人口转型始于死亡率下降,一段时间后生育率开始下降。在人口转型初期,人口持续增长,婴幼儿占总人口的比例上升;在中期阶段,人口增长趋缓甚至出现负增长,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上升,婴幼儿抚养负担下降,老年人口数量维持在比较低的水平。这一年龄结构变化为人口红利打开了一个所谓的机会之窗 (Bloometal.,2003),因为大量的劳动年龄人口意味着社会中有更充裕的收入和财富。当然,致力于提高教育和健康水平等的经济和社会 政 策,有 助 于 充 分 利 用 这 一 年 龄 结 构 变 化。Bloom etal.(2017)将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带来的人均储蓄的增加称为核算效应,且核算效应伴随着行为效应,后者主要包括女性劳动参与和每个孩子人均教育投资的增加。此后,更多学者加入讨论,人口红利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展,衍生出了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并且不少学者认为一个国家具体处于人口红利的哪个阶段,主要取决于其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对人口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能力 (Masonetal.,2016)。有研究指出,人口转型转化为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依赖于年龄结构变化和受教育程度变化的有机结合 (Lutzetal.,2019)。
中国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工业国家或发达国家历时近一个世纪才能完成的人口转型 (王丰,2010):死亡率迅速下降后,出生率也迅剧下降,并且伴随着流行病模式、生育模式以及家庭规模等迅速转变这一过程。与早期高人口增长率不利于经济增长和会使环境资源承载压力大的言论不同,随后的舆论重心朝着人口转型有利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方向发展,并认为人口转型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经济增长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或源于此,当下中国已经开始担忧因为人口增长减缓甚至在不久的将来变为负增长而可能出现的各种不良局面。
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在改善国民健康状况等方面成绩斐然。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改善国民健康状况等方面的经验做法被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誉为 “中国模式”,在全世界范围内加以推广。世界对这些成就的关注热情似乎才刚刚开始消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又再次赢得各方的关注,这一“中国模式”在全世界掀起了新的讨论热潮。
对这两个 “中国模式”的深入思考,尤其是两个模式之间内在联系的分析,将是理解中国近半个世纪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非常重要的切入点,能够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未来何去何从及如何应对不良局面提供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参考。纵观目前工业国家或发达国家的发展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连接这两个 “中国模式”的较为成型且极具借鉴意义的分析框架当属人口转型。这也是本书从人口转型角度来切入和展开讨论的最重要的原因。
全书紧紧围绕两个 “中国模式”之间的相关性展开,并主要从人口转型和人口特征因素变动这一角度来分析 “中国模式”中有中国特色的现象和问题背后的原因与机制,并以此来探讨这两个 “中国模式”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同时,在每章的分析中,本书尽可能地通过对比中国与其他先行国家的早期可比阶段,来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特征因素,指出中国现象和中国问题在哪些方面承袭了世界范围内的通性、哪些为中国所特有,并通过理论模型和定量分析等方法阐释可能的前因后果。
本书部分章节源于我与合作者的早期研究,以及我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论文,我的博士研究生导师白重恩教授以及硕士研究生导师李子奈教授在论文写作期间给了我非常多的建议和帮助。书中的部分内容曾以期刊论文等形式公开发表,在期刊审稿回复和修改过程中受益于审稿专家和同行的真知灼见及富有洞察力的建议与意见。此后,亦有不少学者或研究人员来信要求分享文中的相应数据,并探讨论文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对于这些来信,我基本都会一一回复,而且会根据公开可得的最新数据对相应指标进行更新和补充后再分享。非常感谢这些学者和研究人员对我与合作者相应研究的关注,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激励和鞭策,我们不断积累更新、坚持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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