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彼特文集（第2卷）：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
上文分析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了其目的，这要由读者来断定。经济学只是一门观察和解释的科学，这意味着在像我们所讨论的那样的问题中，意见分歧的范围可以缩小，但不能完全消除。由于同一个理由，我们第一个问题的解决只能导致另一个问题的开始，这种情况在实验科学领域根本不会发生。
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要弄明白，在各种不同“模型”所描绘的资本主义结构特征和以总产量指数所表示的未受干扰或相对自由的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成就之间，是否存在我在上文所说的“一种可以理解的关系”。我对这个问题作肯定的回答，有遵循大多数经济学家赞同的路线所作的分析为根据，这条路线指向寻常称作登上历史舞台的垄断控制的现代趋势。在这之后，我的分析离开了寻常路线。旨在表明实际上使每个人承认完全竞争资本主义的理由（不管是理论设想还是有时是历史现实）必然也会使每个人承认、甚至在更大程度上承认大企业资本主义。但是，由于我们不能把驱动力和机器放在实验站里，以便让它们在小心控制条件下进行试验，因而我们无法（不可能怀疑地）证明，它们有充分的能力产生同样的结果，即产量有瞩目的发展。我们所能说的是，以前有过相当惊人的成就，资本主义制度有利于产生这样的成就。显然这正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停留在我们的结论上，必须面对另一个问题。
推断地说，仍旧有可能把瞩目的成就归因于在任何制度模式中都会出现的例外情况。探究这个可能性的唯一办法是仔细检查那个有关时期的经济与政治历史，并探讨我们也许能够发现的这样的例外情况。我们探究这个问题要着重考虑不属于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中固有的、担任例外情况角色的、经济学家或历史学家曾经提出过的那些候选人。这样的候选人有5个。
第一个是政府的行动。虽然我十分同意马克思的主张，他认为政治和政策不是独立的要素，而是我们正在分析的社会过程的成分，就这场议论的目的说，可以把它看做是一个经济界之外的要素。约莫从1870年到1914年的这段时期呈现出几乎是理想的状况。很难找到另一个同样不存在由社会过程的政治方面产生促进作用和抑制作用的时期。对企业活动，一般地对工商业种种束缚的解除在这个时期之前业已完成。新的和不同的种种束缚和负担——社会立法等——却加了上来，但没有人认为它们是1914年前经济形势中的重大要素。这期间有过几场战争，但是没有一场战争在经济上重要得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施展重大影响。为德意志帝国奠定基础的普法战争可能是例外。但是，在经济上发生重大作用的事件毕竟是关税同盟的建立。这期间有军备费用支出。但是在被认为军备费用达到真正庞大的1914年以前10年的环境中，这种开支对经济只是一种障碍而不是刺激。
第二个候选人是黄金。十分幸运的是我们用不着深入研究大约1890年后开始爆发的新黄金过剩事实所包含的一大堆问题。因为在这段时期开始的20年间，实际上黄金是稀少的，又因为黄金总产量的增长率当时并不比以后为低，黄金生产不管对经济的繁荣与衰退起过什么作用，它在资本主义生产成就中不可能是一个重大要素。关于货币管理的情况也是一样，当时货币管理采取的是适应性的类型而不是进取性的类型。
第三，人口增加了。不管它是经济进步的原因还是结果，它在经济局势中肯定是一种占支配地位的要素。要是我们打算断言，它完全是经济进步的结果，并假定总产量的任何变动将永远引起人口的相应变动，同时拒绝承认它是经济进步的原因，这样说当然是完全荒谬的，这个要素必须列为合格的候选人。目前，只要简短几句话足以澄清问题。
较多的有收入的就业人数，不论在什么样的社会组织中总比较少的人数生产较多的东西。因而，如果那个时期内人口实际增长率的任何部分可以假定为——当然可以——它的发生与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结果无关，也就是假定它在任何制度下都会发生，那么根据那个理由人口必定列为一个外部要素。根据同样的理由，总产量可见的增加也不能算为资本主义的成就，而是夸大了它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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