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全球价值链与贸易便利化
1.1 全球价值链的相关研究
1.1.1 全球价值链概念的演化形成
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其著作《国富论》中指出分工是劳动生产率乃至国民财富增进的源泉，开启了国际贸易分工理论研究的先河。国际分工是社会分工跨越民族国家界限而形成的国与国之间的分工，是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当前国际贸易呈现两个新的特点，一是国际分工方式逐渐从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转变为工序分工，二是贸易对象逐渐从*终产品转变成中间产品。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在2002年发布的工业发展报告《通过创新和学习来参与竞争》（“Competing through innovation and learning”）中将全球价值链定义为：在全球范围内为实现商品或服务价值而连接生产、销售、回收处理等过程的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全球价值链涉及从原材料采购和运输、半成品和成品及销售，直至*终消费和回收处理的整个过程。它包括所有参与者和生产销售等活动的组织与价值和利润的分配。全球价值链范式的形成是经济学、管理学、地理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在研究全球化过程中交叉发展的结果。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众多学者相继提出了价值链理论。哈佛大学教授Porter（1985）*次提出了价值链概念，他在《技术与竞争优势》中指出每个企业都是在设计、生产、销售、发送和辅助其产品的过程中进行各种活动的集合体。所有这些活动可以用一个价值链来表示，以此构建了企业价值链体系。Kogut（1985）在《设计全球战略：比较与竞争的价值增值链》中进一步引入了“价值增值链”概念，将国家竞争优势纳入研究范畴。他认为整个价值链上各环节的空间配置*终取决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比较优势，强调了价值链的垂直分割和全球产业的空间再配置之间的关系。Gereffi（1994）在对美国零售业价值链的研究基础上，*次将价值链概念与产业组织研究结合起来，提出全球商品链分析法；并强调全球商品链中投入产出结构、地域性、治理结构和制度框架等四个重要方面。Rayport和Sviokla（1995）提出了开发虚拟价值链的观点，认为企业都在由信息构成的虚拟世界中参与竞争。然而，这些研究并没有突破商品这一概念的局限性，没有强调企业在全球化生产过程中的价值创造的重要性。直到2001年，Gereffi和该领域研究者在《IDS公告》（IDS Bulletin）杂志上发布了关于全球价值链的特刊—《价值链的价值》（The Value of Value Chains），他们认为应将商品和服务贸易视为一种治理体系，价值链的形成是企业不断参与到价值链并获得必要技术能力和服务支持的过程。这一特刊成为“全球价值链”研究的里程碑，此后众多学者从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演变和升级等多个角度对其进行了系统的探讨和分析。全球化生产过程中价值创造的重要性得到了提升，从而建立了全球价值链的基本理论框架。Gereffi等（2005）*次采用“全球价值链”这一术语研究了全球生产网络的治理结构与网络中的价值分布。
全球价值链的主流研究主要集中在两类问题上。一类以Gereffi为代表，主要探讨“升级”和“治理”问题。他们认为升级过程可以通过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四个阶段逐步实现，但在现实中遭遇了“制造悖论”困境（沈梓鑫和贾根良，2014）。另一类研究更加聚焦于增加值。由于国际分工不断深化，中间品贸易得以快速发展，严重扭*了“贸易不平衡”。投入产出模型能够清晰地反映出各个国家或地区及各个部门之间产品的生产消耗关系，目前已成为追踪产品流向和全球价值链的主流工具。
1.1.2 全球价值链的核算
随着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入，中间品贸易快速发展。一国的出口既包含本国创造的附加值，也包含之前所有生产环节的累加部分。基于贸易总量标准的传统贸易统计存在着重复计算问题，经济学家和贸易政策制定者越来越认识到以贸易增加值来衡量贸易收入的重要性。
目前全球价值链核算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贸易衡量、环境衡量及企业衡量三个方向。
贸易衡量主要基于投入产出表改进增加值贸易模型及计算价值链长度、地位，来衡量每个参与者获得的价值增值。刘遵义等（2007）构建了反映加工贸易的扩展投入产出模型，从增加值角度重新衡量了中美贸易平衡。Daudin等（2011）从生产者角度区分了*终品中的附加值在国家间的属地原则。Johnson和Noguera（2012）明确提出了增加值贸易的概念，从*终消费品价值来源的视角将转移贸易和折返贸易纳入世界投入产出模型统一测算，为增加值贸易测度做出了突出贡献。Koopman等（2014）在Johnson和Noguera（2012）的基础上建立了包含所有方向中间产品和*终产品进出口的三国贸易模型，*早提出了一国出口的完全分解方法。王直等（2015）进一步拓展了Koopman等（2014）的方法，基于三国贸易模型提出了一国出口的16项指标分解法。Los等（2016）也在Koopman等（2014）的基础上提出了假设抽取法，利用一国数据即可将其总出口进行分解，简化了分解结果。Muradov（2016）则把与王直等（2015）类似的对角分块矩阵方法应用于里昂惕夫逆矩阵，提出了一种8项指标的分解法。后续的研究基本都依据Koopman和王直的基本框架。
环境衡量基于全球价值链之间的增加值贸易来计算碳排放量，测算各行业和地区*终产品的碳排放量。Ang和Choi（1997）提出了一种可以评估工业部门能源使用和气体排放变化的对数平均迪氏指数（logarithmic mean Divisia index，LMDI）分解方法，同时对中国制造业碳排放情况进行实证研究，验证了LMDI方法的有效性和准确性。国内的一些学者，如刘红光等（2010）、孙建卫等（2010）、何艳秋（2012）从投入产出表出发，通过计算产品的消耗系数来测算区域或行业的碳排放量，为计算碳排放量的新视角提供了丰富的证据支持。Mim和Ail（2021）应用自回归分布滞后（autoregressive distributed lag，ARDL）分析法，发现越南工业发展水平与CO2排放量呈“U”形相关。Yanikkaya等（2022）发现几乎所有全球价值链的前向后向关联都促进了制造业和服务业产出增长。李焱等（2021）实证发现全球价值链嵌入能够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碳排放效率。
不同于宏观层面价值链的测量，企业衡量基于“由微观到宏观”的思路，采用微观数据测算企业间的贸易增加值，深入理解贸易价值链中不同环节的贡献和价值分配。Upward等（2013）、Kee和Tang（2016）先后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交易数据，衡量了中国企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发现一般贸易的国内附加值比重逐步下降，而加工贸易的比重显著提升。
1.1.3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产业发展探究
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导致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增多，各国市场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全球价值链理论极大地丰富了国际分工内容。在全球价值链的视角下，产业升级成为各国把握全球化趋势、提高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战略选择。
Porter（1990）认为产业优化升级是在一国的人力和物力积累到一定程度后，逐步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或者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的过程。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实现产业升级需要依靠“创造性破坏”。发展中国家则通常通过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的贸易政策，依靠要素禀赋的变化来推动国内工业化发展和产业升级。近几十年，随着生产工序的全球分割化，产业升级的含义得到了外延。Gereffi和Fernandez-Stark（2016）认为产业升级不仅包括传统的不同产业之间的结构升级，还包含产业内部的工艺、功能或价值链等多种形态的升级。Humphrey和Schmitz（2002）将全球价值链下的产业升级划分为工业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及链条升级四种路径。Tian等（2019）提出了采用国家间投入产出模型结合因子分析法，衡量了不同国家（地区）不同产业的升级程度。
关于全球价值链对产业升级的影响，目前存在多种不同的研究结论。对于发达经济体，可以归纳出两类主要观点。一类观点认为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使得发达经济体将低附加值、低效率的生产任务外包给发展中经济体，从而降低生产成本、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产业升级（Bhagwati，2014；Baldwin and Robert-Nicoud，2014）。另一类观点则认为发达经济体过多融入全球价值链会导致技术外溢，对产业升级不利（Samuelson，2004）。对于发展中经济体，同样可以归纳出两类观点。一类观点认为全球价值链为发展中经济体产业升级提供了重要机遇，通过承接发达经济体外包的生产任务，发展中经济体可以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通过“技术溢出”和“干中学”提高生产率和技术水平，逐步向更高附加值的生产环节攀升，实现产业升级（Amiti and Wei，2009；Harding and Javorcik，2012）。然而，“干中学”的*终效果与当地的制度、政策和环境也存在很大关系。另一类观点则担心全球价值链分工可能会将发展中经济体锁定在价值链低端（吕越等，2018）。
1.2 区域贸易领域的研究现状
1.2.1 投入产出技术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发展
投入产出技术在对外贸易研究领域的应用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Leontief（1953，1956）利用美国数据对赫克歇尔-俄林（Heckscher-Ohlin，H-O）贸易理论进行了实证检验，提出了著名的“里昂惕夫悖论”（Leontief paradox）。这对传统的要素禀赋理论提出了挑战。里昂惕夫计算了美国在现有生产技术条件下，生产100万美元的出口品和竞争性进口品（竞争性进口品即一些虽然进口但国内也大批量生产的东西）消耗的劳动力和资本；在此基础上计算得出资本-劳动比，得出美国出口产业上具有优势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不是所想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的结论。根据要素禀赋理论中的H-O定理，美国的优势体现在资本上，理论上出口的应当是资本密集型产品，不是事实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然而里昂惕夫的计算却表明美国实际出口的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这引发了学者对古典贸易理论的反思。为解开“里昂惕夫悖论”之谜，西方学术界提出了许多学说，如劳动熟练说﹑人力资本说、技术差距说﹑产品周期说、偏好相似说等，力求从不同角度对这一异常现象做出解释，但至今仍未出现可被广泛认可的解释。
劳动熟练说：由里昂惕夫提出，由Keesing发展而成，主要基于技能的差异解释“悖论”。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主要体现于生产含有较多熟练劳动的商品上，而发展中国家反之，故熟练劳动的熟练程度是影响国际贸易的因素之一。
人力资本说：由Kenen等提出，基于对人力投资的差异来解释“里昂惕夫悖论”，解释出事实上出口符合H-O定理，主要是因为熟练劳动其实是投资的结果，人力资本的投入会提高劳动熟练度。美国相对而言具有更高的人力资本投入，拥有更多的熟练技术劳动力，这样来看实际上美国出口的更高劳动熟练度的产品，依然是资本密集型产品。
技术差距说：由Posner*先提出，并由Gruber和Vernon等进一步论证，强调开发新产品、新工艺的能力，会引起国家间的技术差距，开发能力强的国家暂时具有出口该类产品的优势。
产品周期说：由Vernon提出，并由Wells等加以发展。主要是说产品在不同的生命周期，要素的密集性会出现规律性变化。
偏好相似说：由Linder提出，借助国家间的需求相似度来解释工业制成品贸易发展的理论。得出：H-O定理主要适用于初级产品之间的贸易，并不适用于工业制成品。
后来Bowen、Trefler和Zhu（2010）等学者进一步利用投入产出技术对不同国家进行了相关实证。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贸易大幅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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