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基金会资源动员的行动过程研究》：
当一个组织活动与政府部门相关联或者有政府部门人员参与时，它就以此获得了政治合法性，即基于某种身份优势，向外界传递出一种旨在吸引相关行动主体关注的信号，以此说明社区基金会开展的服务活动是受到政府部门支持与关注的。在所调研的社区基金会的实践中，邀请具有较高政治身份的人员参与活动是社区基金会动员资源、拉近与政府部门关系的常用方式。如N社区基金会在承办2015年12月陆家嘴“互联网+社会建设”交流会暨首届智慧陆家嘴社群论坛时曾邀请到了时任的浦东新区的副区长、区民政局相关领导等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参与，并在会上发布了《智慧陆家嘴建设白皮书》与“社区治理指数标准”。又如M社区基金会于2017年9月联合上海戏剧学院演艺中心、安乔国际双语幼儿园、至善艺术基金等多家单位主办了为“困境儿童换新家”的公益筹款活动，其间邀请了多个政府部门的人员参与，对于邀请的理由，该社区基金会理事长表示这样做是“借用政府的影响力”“要让政府知道我们做什么”“活动需要”，是在理性主义下做出的选择，具有明显的功利主义导向。
当地政府部门领导的言行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种政治态度，这也是被各社区基金会负责人所高度认同的，特别是那些在体制内长期工作的负责人或者对于体制关注度较高的主体对此种论点的接受度会更高，也会对政府部门领导的态度与言行所释放信号更加敏锐。Y社区基金会成立缘于当地政府部门助推，当地政府部门领导对其支持的态度直接影响到了其他行动主体的行为。Y社区基金会自从2015年获得了市级慈善活动“蓝天下的至爱”在该街道的筹资和资金使用权后，每年都会举办“一日捐”活动，其间领导出席捐赠活动、带头捐赠的做法已经成为工作常态，在领导的示范下辖区内的企业、事业单位、民办组织等主体都参与进来了。
“蓝天下的至爱”这种集体性的慈善活动，在基层中也得到了较好的响应。但是由于存在着不同的利益动机，基层的工作人员与辖区内的企业等主体对此有不同的认知，前者更多是将其当作一种组织任务，重在过程的参与；而后者更多地将其看作一种发展战略，追寻公益背后的潜在收益。
于此，行政领导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政府，政府的影响力很大，但是发挥作用的方式却不再是直接的行政命令，而是领导人场所具有的仪式感，对领导的重视其实是一种仪式价值的回归。仪式和典礼这些极具政治意蕴的组织安排在将国家和政府体制变得神圣化的同时，也使政府权威深深地嵌入了社会领域。作为社会重要组成部分的社区基金会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也在主动性地向政府靠拢，发挥政府影响力对于资源动员的积极作用。正如米格代尔所言，仪式和典礼与政治活动互为题中之义，剧场和政治之间有一种孪生式的关系，二者十分相像，彼此的领域又经常纠缠不清（米格代尔，2013：164-165）。在我国现有政治体制下，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可以说是全方位的，政府往往通过正式与非正式的方式影响着资源配置，在组织行动中得到政府部门领导个人的支持，也就意味着某项活动得到了政府支持，具有政治合法性价值。在很大程度上，获得政府部门领导的支持就具有了一种组织身份优势，拥有了别人没有掌握的特殊资源，这可以说是一种稀缺性的资源，拥有了它就掌握了在资源市场中的主动权。但是很多时候这种领导参与组织活动的行为并不会直接发生作用，而是通过它本身的象征意义起作用，其背后的行动价值在于行动组织可以通过这种支持获得、转化处于政府控制之外的其他资源。从调研中我们可以看到，有领导参与或受政府支持的慈善活动为行动主体提供的内在的参与动力在于慈善活动为其他行动者接触、连通、获取政治资源提供了渠道，企业可以通过慈善形式获得政府的表彰，为企业赢得社会声誉提供契机，属于利他主义价值下的利己行为，是一种“慈善营销”的手段；体制内的个体参与慈善捐赠更多的是基于行政权威带来的无形约束感，是获得政治好感的一种方式。在此，政府部门领导参与社区基金会活动所带来的价值意蕴在于它自身的象征意义，是动员体制外资源的一种方式，为不同的行动主体实现资源转化、获得政治机会提供了行动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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