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六年八月，他与谭平山奉派去莫斯科参加第三国际第七次执行委员会议。途经上海时，中国共产党中央陈独秀、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周恩来等开会欢送。瞿秋白发言时说，邵力子“多年来为党做了很多工作。但是这次到莫斯科去，还是做个纯粹的国民党代表好”。参加欢送会的同志，既欢送他去苏联，又欢送他出党。力子接受了组织上的决定，从工作需要出发，退出了中国共产党。于是他和谭平山就分别代表国民党和共产党参加了共产国际会议。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举国上下，群情激愤，抗日怒潮涌及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尤其是青年学生更为激昂，纷纷要求抗敌。力子赞助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在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八日，南京、上海学生冒雨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外交部请愿的当天，发表讲话说：“中央的同志担负政治上的责任，竟有今日的国难，应当对国民深自引咎。”他主张停止内战，唤起民众，准备抗战。在当时的环境下，只有真诚热爱祖国的人，才敢于这样义正词严，明确表态，公开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九三三年春天，力子任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其时爱国将领杨虎城任陕西绥靖公署主任。他与杨将军实行军政分治，主要注意发展农林水利事业，开荒造林，兴修水利，并着力发展交通文化事业，力求造福民众，同杨虎城相处得很好。后来张学良将军率东北军进驻陕西，他赞同张、杨两将军的抗日主张，对蒋介石的“剿共”做法，深感忧虑；对张、杨两将军同蒋介石的矛盾尽力缓和，以期和衷共济，共赴国难。并且，他还要求部属注意与中国共产党方面的工作人员和睦相处，以团结合作、共同对敌为首要任务。
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捕，力子同其他在西安的国民党军政要员亦同被拘禁。事变第二天，蒋介石要求同力子谈话，力子乘机劝导蒋介石说：“事已如此，委员长应以国家人民为重，他们（指张学良、杨虎城）的要求，似乎也可以考虑。”因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被软禁在奉化溪口时，力子和张同住在溪口，名义上为帮助张学良读书，实际上是要力子对西安事变补过，是一种变相处分。随后，他就被正式免去陕西省政府主席职务。
“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通电号召全民团结抗日，接着又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了国共两党合作的三项基本政治纲领，主张国共合作，一致对外。力子作为国民党代表参与国共两党庐山会谈，协商合作抗日。他认为国难日益深重，国家危在旦夕，大力赞助国共第二次合作，以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维护中华民族的独立。在抗日战争期间，他为促进国共第二次合作，尽了最大的努力。
一九三八年，力子在其所著《望国民向前迈进》一文中，着重指出中国胜利之路，是“彻底抗战，终不屈服”。表明了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主张。同年初，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在汉口举行成立大会，他当选为理事会主席。在会上发表演说时，他针对汪精卫的卖国投降活动，着力阐明，要将“和平运动”的译名改为“反侵略运动”，向全世界严正表明我国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信心，以免少数别有用心之人的曲解。在力子的主持下，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为揭露日军暴行，进行反侵略宣传，争取国际上对我抗日战争的援助等，做了大量的工作。
力子一向主张中苏友好。抗日战争时，他更力主和苏联结成联盟，反对德意日的反苏反共轴心。一九四〇年初，他抱着增强中苏邦交、促进国共合作、以利抗日战争的目的，出使苏联。在驻苏大使任期内，经过他的努力，苏联援华的军械物资源源运进国内。皖南事变及苏德战争爆发后，力子坚持认为“中苏邦交应不断增进”。并通过做报告、写文章等各种方式，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介绍苏联情况，对推动中苏文化交流，加深中国人民对苏联的了解，加强人民外交起了积极作用。他的爱国活动招来了国民党反苏反共分子的攻击和诽谤，他们竟然说：邵力子不是中国的驻苏大使，而是苏联的驻华大使了。
在担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期间，他力主对国共争端应用政治方法解决，以期两党继续合作，一致对外，团结抗日。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和平。一九四五年八九月间，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到重庆，国共两党重开和平谈判。力子作为国民党代表之一，参与了和谈。他认为毛泽东到重庆来，“是最有诚意的表现”。他虽为国民党方面的代表之一，但致力于《双十协定》的签订，因而获得“和平老人”的美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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