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
　　起初，关东军司令村冈派参谋竹下义晴潜赴北京，组织刺客刺杀张作霖。河本大作得知后，认为是多此一举。他对竹下说：“万一失败了怎么办？华北方面有没有干这种事的人，实在心存疑虑。万一的时候，不要让军方或国家负任何责任，而由一个人去负一切责任，否则虎视眈眈的列国，一定会乘这个求之不得的机会来胡搞。所以由我来干好了。因此你到华北后，直往北京，仔细侦察张作霖的行动，确知他何月何日坐火车逃到关外，随时告诉我。”于是，本想在北京刺杀张作霖的竹下义晴成了河本大作的秘密侦探。
　　河本最终选择了炸毁列车的方法来谋杀张作霖。关于爆炸的地点，先是决定在新民府东方巨流河铁桥附近安装爆破装置，但是当着手准备时，却发现该处“奉天军的警备严得不得了。而且，最低限度，得在那里等上一个星期左右。在这样警备森严的状况下，这是办不到的”。“所以，必须另外选择日军活动比较自由的地点。”经过多方考察、研究后，河本大作认为满铁线和京奉线的交叉地点沈阳车站西北的皇姑屯最为安全，因为在那里“满铁线走其上面，京奉线通过它的下面，日本人在那里稍微走动也不怎么奇怪”。
　　为了避免事发后暴露真相，煞费苦心的河本大作“叮嘱名叫安达隆成的大陆浪人去找中国人，安达知道流氓刘戴明以前曾被张作霖免去部队长的职位而怀恨在心，因此以2万元为报酬，要他去找三个游民（都是吗啡惯犯）。刘戴明各先给50元，并指示他们说：‘6月3日，在日本人经营的澡堂换好衣服后，深夜到满铁线陆桥附近的日军步哨去听候命令。”’其中一个人发现情况不妙，找机会逃跑了，而真相也就因此在事后曝光。另外两个人则带着日本人交给他们的三封信（均是伪制。内容都是南方某人给东北某人的，暗示他们在东北尽快起事，如其中一封的内容为：“叙玉兄：目前汉口方面已成交，正在装运。各方面当于6月10日前抵京，东三省方面希速购进，盼告知。愚弟4月20日”），在沈阳由河本用汽车把他们送到肇事地。到了预定的地点后，关东军独立守备第四中队长东宫铁男大尉为了伪装现场，令他俩抱着早已准备好的炸弹，然后下令刺死这两个人，并把尸体遗弃在肇事地，企图以之混淆视听，迷惑公众，为关东军开脱罪责。竹下义晴到北京后不久就探知张作霖已决定逃往关外的消息，并得到张回奉天所乘火车的预定行程的密报。河本大作接到报告后，立即与北京、天津、山海关、锦州、新民府等京奉线要地的谍报人员取得联系，令他们严格监视张作霖返回东三省专车通过的地点，并随时向他通报准确的时间。
　　1928年6月2日，河本终于得到确切消息：张作霖将于3日凌晨乘专车从北京出发。当晚，河本亲率驻朝鲜日军第二十大队的藤井贞寿工兵中尉在南满、京奉交叉点满铁旱桥桥墩上部放置30麻袋炸药，将导火线引到桥南约500米处的望棚内.安装好电流引爆装置，并埋伏了一个排的冲锋队。至晚10时，一切都安排妥当，专候张作霖的列车到来。
　　1928年6月2日，张作霖发表了“出关通电”，声明休兵息争，率部退出京师。
　　3日晨1时15分，张作霖在清冷的月光中，偕同政府要员并侍从武官及其家人踏上了北归的旅途。20节的长龙列车把张作霖乘坐的原前清慈禧太后的花车夹在了中间，试图以此来驱散夜的沉闷和惜惜的别离。然而，命运的安排早有了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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