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浩劫》：
　　这里并不需要详细地给那个并不神圣的人勾画出一幅性格肖像，而且那也违反我的意思。我仅仅引用两段我从别人嘴里听到的有关他的议论，因为它们涉及如何考虑希特勒在德国历史上的地位这一中心问题。奥托·希恩兹有一次对我说，“这个家伙确实一点也不属于我们这个种族。他身上有着某些完全是外国的东西，某些像是一种已经绝了种的原始种族的东西，其本性是彻底地不道德的”。而且贝克上将——就是他，为了他那要把我们从希特勒手下解放出来的努力而在1944年6月10日付出了他的生命，——在很早以前有一次谈话中就向我说道：“这个家伙是根本没有祖国的。”两个人的话都再一次肯定了这一正确的印象，即希特勒的性格和行动，尽管和他那时代的德国生活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但对我们德国人来说，其中却仍然存在着某种全然独特的、对我们[德国人]是陌生的、难于理解的、而且无论如何还是某种非常之自我中心的东西。那种东西以骇人的精力很好地利用了现存的历史力量和当代德国人的愿望，而又并没有完全内在地和他们在一起并植根于他们之中。人们都知道，对于拿破仑第一也曾有过类似的评论；而在世界历史上那些最强有力的权势人物的身上，人们往往会遇到谜一般的深处，在那里面自我和周围世界之间的自然联系是消灭了，或者好像是彼此分离了。无论如何，希特勒生命的结局就表明，在那关键性的时刻，他所关心的并不是德国人民的幸福或者是拯救德国尚未完全被毁灭的实体。下面这句话可以用来描写他：“如果我要下地狱，德国人民也将下地狱。”他就是按照这话在行动的。我认为另有一句话是更加确凿可信的（那是1944年春就有人转述给我的），这话是他在他那领导人的圈子里说的：“如果天意拒绝给我以胜利，那么我就担心德国人民恐怕活不过去这场耻辱。”
　　从根本上，他那恶魔式的自我和被他所统治和蹂躏的周围世界二者之间，是彼此奇特地分裂开来的。他确实能够为自己赢得一伙胆大妄为、肆无忌惮的冒险家和行险侥幸者来作为他坚实可靠的党羽；因为有着这样一个特殊性格在顶峰，他们就可以有希望爬上去。他也能迷惑广大范围的德国人民，使他们相信他就充分体现了他们理想中的要求，——许多人会说他是一个新宗教的传道者。但是在我们深入地观察了他的性格中那种自我中心的特点之后，对于他作为理想的要求所宣布的那些东西，其真诚性究竟何如，就会引起怀疑了。他置之于他的学说的中心点的那种对自己本民族的讴歌和崇拜，尽管他懂得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对此使用最热烈的字眼，并不具备一种充满着整个灵魂动力的理想性质，反而倒更其是一种可怕而有效的权力手段；这种手段是人们可以随时抛弃的，只要能找到另一种更有效的手段，或者是只要它看来不再合用的话。如果他对北欧种族的世界使命的信念，真是他内心里的大事，那么他就不会和日本结盟的；这个同盟把北欧种族撤出了东亚，把它让给了一个被认为是劣等的异族。
　　希特勒的信仰宣言，似乎也并非出自一种内心深处的精神需要。他本来也能唱出另外一种调子，而仍然能成为一个使举世都在他的面前屏息的伟大的而又极其成功的煽动者的。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要把他当作某种单纯的机会主义的策略家，——尽管他玩弄这一套可以是诡计多端，乃至极其狡猾的。但是在他的种族教义中也存在着一种根本的激情，那是他在奥地利排犹主义的超级炽热气氛中为他自己构成的。他对犹太人的仇恨既是真诚的和偏执狂的，又是兽性的。对犹太人，他是在东方认识他们的，他从一开头或许就第一次地从残余的传统道德的范围之下解放出自己来，并开始以不道德的方式进行思索。他性格中的这种纯粹冲动式的因素，于是就和他那算计性的因素几乎难以分辨地融合成一座疯狂激情的火炉。这种激情，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的，肯定是和那些未受过教育的人们的激情共生在一起的，他们最初受的是纯技术的理性教育，却忽然一下滚进了毫无批判力的狂热之中；——但是希特勒的狂激却更加强烈地是属于他本人的，是属于自己的世界使命的。一位老将军有一次向我说：“我们从他选择了哪些人做领导人，就可以看出他是个什么人，——那些人要么是流氓，要么是傻瓜。”在希特勒的身上这两者是纠缠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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