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尼迪克特•安德森(1936-2015)，美国康奈尔大学荣休教授，当代最重要的民族主义理论家，世界著名的政治学家、东南亚研究专家。先后于剑桥大学主修西方古典研究和英法文学、康奈尔大学专攻印尼研究。1983年出版民族主义研究经典著作《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此外还著有：《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革命时期的爪哇》《镜中：美国时代之暹罗文学与政治》《语言与权力：探索印尼的政治文化》和《椰壳碗外的人生》等。

译者简介：

杜洁，复旦大学法学硕士，电子科技大学法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泰国政治与社会、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经济社会发展、高等教育国际化。现任成都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海外教育学院院长、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泰国研究中心教授，四川省侨联特聘专家委员会人文社科法律分委会副主任，成都翻译协会副会长。主要著作和译著有《马克思主义在泰国的传播与影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与《泰国研究回顾》《东南亚研究回顾》（四川大学出版社）等，多篇泰国研究论文和译文发表在Aisa Dialogue（《亚洲对话》）以及《东南亚研究》《南洋资料译丛》等国内外期刊。

然而，英雄人物的后代们凭借血统而非政变或征战上台执政，他们愈发深陷于和皇室成员、达官显贵等错综复杂的争斗之中，愈发依赖于后者，而且还必须给后者分配派松（phrai som，“私人”劳役）以资“安抚”。王公贵族对劳役的要求远比国家徭役要轻松许多，因此派銮不断流失去做派松， 这样逐渐耗尽了君主的劳动力资源，直到王朝弱得经不起一场重大挑战。然后一个新王朝就崛起了，这种循环周而复始。这个关于阿金模型的梗概非常粗略，很难兼顾其详尽阐释的精微性和知识性，但是却足以引发一些关于观点的有趣疑问。

首先，如果我们可以暂时忘掉“泰族特性”，那可以明确的一点是，阿金模型非常接近韦伯的世袭制模型（Weberian model of patrimonialism）。在这个模型中，中央集权化的自然驱动力与以地方显贵、贵族和皇室青年王子为代表的地方化和分裂繁殖化趋势之间形成了核心张力。换言之， 这一点非常重要， 中央化与“绝对化”趋势本质上与现代化毫无关联，但却与某种类型的国家制度的内在动力息息相关。因此我们应当警醒自己，务必对以现代化角度来解读却克里王朝的中央集权化持审慎态度，而非以世袭制模型角度来解读。

其次，阿金好像陷入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悖论。他将那些能够垄断劳动力市场的王朝君主们假定为泰国历史上的“伟人”， 含蓄地贬低了那些似乎不能组织农民为国家服劳役的当代君主。在他看来，“泰国”只有在国家徭役制度运行最佳时才真正强大。另一方面，人民默默地从派銮向派松转变身份，这清楚地表明泰国人民更乐意为除了君主之外的任何人服役。那么，在一定意义上，正是泰国人民断送了自己获得国家荣耀的机会。就像阿金经常所为， 只有在将君主不太看作是遵循世袭制的王朝掌权政治家， 而是看作原初泰族的民族英雄之时，这个悖论才站得住脚；然后，强加于平民身上的苦难和牺牲就可被类似于纳税、服兵役以及共和国公民欠自己祖国的所有其他义务所掩饰。因此，逃避国家徭役就像逃避服兵役那样可耻！

阿金认为不稳定性的基本要素已深植于泰国这个世袭制国家之中，但是他强调这些不稳定性的基本要素涉及利益冲突（不仅在君主和贵族之间，还在君主与臣民之间）。如果我们接纳他的这个观点，那么我们可以继续进一步分析当代泰国政治的不稳定性：对却克里王朝的华人政策进行理论再思考。在转向这项政策引发的基本问题之前，有两个虽然小但却很重要的观点需要阐明。第一，这项政策鼓励华人迁入（尤其是那些行动自由的单身男性体力劳动者）， 正好类似于英国和荷兰殖民地政权的政策，以及马来西亚柔佛和霹雳（Perak）等小苏丹国的政策—这既是从政策本身的角度，也是从政策实施的这个世界历史新时代的角度。

第二，这项政策绝对无法与将泰国国王比作民族英雄的比喻相吻合。一则，很难相信一位民族主义领袖会奉行此类政策。再则，西方学者们正是将排华情绪看作“泰国民族主义”的最早标志之一。因此显而易见的是，应该从王朝而非民族的需要来理解对华移民政策。因为如果这有助于短期内“稳固”王朝的势力（事实显然如此），同时也造成了泰国社会长期的不稳定性和矛盾性，这恰与英国人和荷兰人以及霹雳和柔佛两国苏丹在当代印尼和马来西亚推行的移民政策如出一辙。……

一生的承诺：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泰国研究（塔玛拉• 路斯）

对泰国国家的研究：泰学研究现状

撤军症候：1976年10月6日政变的社会和文化面向

《镜中》导言

暹罗现代谋杀及其演变

共产主义后的激进主义：泰国与印度尼西亚

两封无法寄出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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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番上演的反讽：广告牌、雕像和T恤衫

《俗物人间》

译名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