芮传明，主要从事古代的中外关系史、北方民族史和外来宗教的研究。主要着、译有《东西纹饰比较》、《中国与中亚文化交流志》、《东方摩尼教研究》及《中亚文明史（第一卷）》（译）等。曾获复旦大学硕士、博士学位；今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复旦大学博士生导师。 

第一节 诸说概述

历年来，国内外学者关于čoγay (quz) 与Kara-Kum 地理方位的观点可以粗略地分为两大类：“漠北说”与“漠南说”。丹麦学者汤姆森是早期持“漠北说”的权威人士之一，他认为Kara-Kum 肯定是指杭爱山的西部分支；至于čoγay (quz) 则是指杭爱山脉南端的平原。1 法国学者格鲁赛将Kara-Kum置于赛音诺颜之南2， 而赛音诺颜即是色楞格河以南、鄂尔浑河上游，以及土拉河、翁金河流域，易言之，在他看来，后突厥政权的早期根据地也位于漠北地区。

去今不远，持“漠北说”并考证较详的一位学者，乃是法国人勒内·吉罗。他认为，Kara-Kum 是翁金河中游以北的一片沙漠地区的名称；而čoγay(quz) 之义即为l’endroit ombrag é des Saponaires（肥皂草林荫地），其地是杭爱山脉的东南分支，在翁金河的上游附近。吉罗如此描述骨咄禄可汗的这些早期根据地：

蒙古的自然地形图（1954 年莫斯科出版的地图集，第57 页）指出，在东经103° 和北纬45°15′ 的地区周围，有一片沙漠地区，从东至西近65 公里，从南到北有近40 公里。这是该地区唯一一块真正的沙漠地区。此地四周为泥潭沼泽，因此是一片潮湿地。其高度略超过海拔1000 米。它完全具有冬牧场的特点。我们证据十足地认为，这里确实是指 Kara-Kum，即骨咄禄可汗的冬帐。

在英文地图中，这一地区附近有一个村庄，叫霍勒特（Kholte），在翁金村以南。为了更加具体地确定肥皂草山林的地点，我们还使用了蒙古植物图。严格地说来，此地名应该考证为čoγay yiš。为了能够顺利地进山放牧，必须找到一个山林区，它离前一个地方不远。我们确实在前述地区的北—东北方和翁金河上游的南鄂尔浑河上游的南方，发现了森林区，那正是杭爱山脉的东南分支。这一地区位于赛音诺颜周围，在东经102°和北纬46° 的地方。从直线距离来看，它也位于距前者200 公里左右的地方。此地就相当于突厥可汗的牙帐。翁金河就发源于那里。在英文地图中，此处叫作科尔切洛（Korchelot）群山区。3

以上所述，可以说是“漠北说”的几种典型观点。至于“漠南说”，则似乎以德国学者夏德的意见为代表。夏德利用了不少汉文史料对此进行比定，他首先肯定，突厥碑文中的Kara-Kum 即是汉文载籍中提及的“黑沙”，因为从含义上来说，Kara 义为“黑色的”，Kum 义为“沙（碛）”，是完全没有疑问的；同时，据汉籍所载，骨咄禄在起事之初曾占据过“黑沙”或“黑沙城”，也十分清楚。至于“黑沙”的具体位置，夏德则根据《大同府志》所载，认为骨咄禄所据的“黑沙城”，即是辽振武县以北七十里的“黑沙碛”，约在阴山以北的Kuku Ilikung（即今武川）地区。至于čoγay（quz），则可能是汉文史料中的“总材（山）”，尽管就语音而言，似乎还不能完全吻合。

夏德将“总材山”和“黑沙”置于阴山北麓的观点，为此后的许多学者所接受，因此“漠南说”或“阴山地区说”的影响也就很大。泽格莱迪在其“Čoγay-quzi, Qara-qum, Kök-öng”一文中，便对“阴山说”进行了相当具体的论证。他的主要论据之一即是čoγay-quzi 一名在词义上与汉籍中的“阴山”吻合。

泽格莱迪说，汤姆森曾谓čoγa 义为“阴影”，由于čoγa 毕竟不全等于čoγay，故而此说仍有缺陷。但是，丹尼在研究后缀-ay 时发现，čoγa 的一种辅助形式也可以是čoγay。亦即是说，čoγay 完全含有汉文“阴”的意思。另一方面，quz 在čoγay-quzi 一名中也具有“阴”的含义：据喀什噶里《突*语大词典》，quz 义为“山上从未被阳光照到的那一部分”，岂非也义为“阴”？有鉴于此，čoγay-quzi 之词义确切地相当于汉文中的“阴（山）”。泽格莱迪并引证了不少汉文资料，从而使后突厥汗国早期根据地位于阴山地区的说法看上去更具说服力。

中国学者亦多从“漠南说”。例如，在20 世纪30 年代转译古突厥文碑铭的韩儒林、岑仲勉等，均将čoγay（quz）比定为“阴山”或“总材山”。岑仲勉在其《暾欲谷碑》的译注中提及čoγay 时说道：“汤氏云，似在杭爱山脉南部。余按：夏德以为总材，韩儒林考为阴山，自属可信，地不在漠北也。”他显然倾向于“漠南说”。他异于某些国外学者之处，是未将quz 作为整个专名中的一部分，而是怀疑它即汉文“谷”字的音译，故把暾第一碑南7 行的此语译作“吾人时方居总材谷及黑沙”。

另一方面，岑仲勉又将čoγay 比定为《汉书》等古籍中多次提及的塞外的涿邪（山）。7 但是，一旦与“涿邪山”发生关系，其方位又产生了问题。岑氏在其《阙特勤碑》的译注中说道：“总材亦可为涿邪之唐代异译。我国旧说多疑涿邪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汤氏谓Čoγai 属杭爱山脉，如两说均不误，固足互相发明。”接着，他引班固《燕然山铭》，得到“亦似说涿邪在漠外”的结论。然而，他下文引《后汉书·南匈奴传》“匈奴南单于遣左贤王信随太仆祭彤及吴棠，出朔方高阙，攻皋林、温禺犊王于涿邪山，虏闻汉兵来，悉度漠去”诸语后，却又不得不承认：“又位其山于大漠之南。”8 有鉴于此，被视同于“涿邪”的“总材”或čoγay 的方位也就变得飘忽不定，时而漠北，时而漠南了。

显而易见，仅是这些关于čoγay 与Kara-Kum 方位的观点简介，就已经令人无所适从，何况，纵然接受其中一说（例如中国学术界比较流行的“漠南说”或“阴山说”），也很难找到骨咄禄起事之初根据地的具体位置。因为，汉文古籍中所谓的“阴山”乃是昆仑山的北支，发自黄河河套的西北方，向东延绵而去，经数千里后与内兴安岭相接，其势犹如中原北方的屏障，显然，骨咄禄当初的据地绝不可能如此广大，而至多是“阴山”中的一小部分。

出于这样的原因，本章仍有必要对čoγay 与Kara-Kum 的方位做更加深入的探讨。我认为，突厥文碑铭中的这两个地名，确实相当于汉文载籍中的“总材山”和“黑沙”。为了易于辨认，下文便多以这两个汉文名指称碑文中的相应地名。而“总材山”与“黑沙”应该位于漠南，其具体方位则约在今白云鄂博周围几百里的地区内。兹就此问题做如下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