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成都文物考古工作简史
　　第一节 第一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一、1940 年以前
　　这个时期的考古工作主要是由外国人主持开展的，以调查为主，有零星发掘。外国汉学家个人名义的调查包括伊东忠太(1)、恩斯特 伯施曼（Ernst Boerschmann） (2)、鲁道夫（R. P. Hommel） (3) 等对包括成都在内的中国古建筑的调查研究，陶然士（Thomas Torrance） (4)、色伽兰(5) 等在调查岷江、嘉陵江等流域时，在成都地区发现崖墓、砖室墓、石阙等古代遗存。
　　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和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作为近代中国重要的汉学组织，其创办的刊物刊发了较多研究成都古建筑、考古学及民族学的文章(6)。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创办者华西协合大学于1914 年筹建的古物博物馆（四川大学博物馆前身），更是成都最早开展考古工作的机构。戴谦和（Daniel Sheets Dye）任古物博物馆馆长期间开始收集大量有关学术之古物(1)。1932 年，美国哈佛燕京学社鉴于古物博物馆之重要性，派葛维汉博士（Dr. David Crockett Graham）到成都接任馆长。葛维汉对四川考古做出了重要贡献，他除了进行民族学(2)、宗教遗存(3)、古物调查(4) 研究外，还主持了广汉燕氏院子太平场(5)、琉璃厂窑(6)、邛窑十方堂（亦名“什邡堂”）窑址(7) 等遗存的调查发掘工作。该期的重要发现还包括20 世纪20 年代成都西门白马寺坛君庙出土的一批青铜器。文物保护方面，高毓灵开创性地运用科技考古手段对邛窑和琉璃厂窑出土瓷器进行了化学分析(8)。
　　二、1940 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随着1940 年四川博物馆的成立，在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等机构联合的情况下，中国人自己开展了一系列的考古工作。该期的重要发现有前蜀王建永陵遗址(9)、四川大学唐墓(10) 等。调查工作包括冯汉骥对成都“大石遗迹”的调查(11)，杨枝高(12)、商承祚(13) 等对川渝地区崖墓的调查。古建考古方面，中国营造学社进行了川康古建筑的系统调查测绘工作(14)，学社在四川其他地区还调查了不少墓葬、崖墓(1) 等遗存。
　　该期佛教考古处于零星发现阶段(2)，如成都市龙泉驿区的北周文王碑、万佛寺佛教石刻造像(3)、邛崃龙兴寺造像(4)、新津萧渊藻背屏式造像(5)、彭县龙兴寺调查(6) 等。
　　第二节 第二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3 年
　　一、历史背景及机构建设
　　成都市在1950 年对全市进行了地面文物的普查登记、保护工作，成都市政府陆续拨出专款对杜甫草堂、武侯祠、大慈寺、青羊宫等著名的文物古迹进行了整修，并对外开放。1958 年9 月，成都博物馆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创立，当时称“成都市地志博物馆筹备委员会”，由著名作家、成都市副市长李劼人同志亲任筹委会主任，担负全市文物的征集、调查、发掘和保管工作。
　　这个时期的考古发现多集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20 世纪60 年代初期，且因为成都市的考古文博机构处于成长时期，业务力量不足，成都地区的考古工作主要由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1953 年成立，是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前身） (7)、四川省博物馆开展和实施，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等也参与了部分工作。
　　20 世纪60 年代中期到20 世纪70 年代中期，文物保护、博物馆建设受到严重破坏。1962 年，四川省文化局决定暂缓成立成都市地志博物馆，各文博单位的文物征集、宣传和研究陷于停顿，许多重要文物古迹遭到破坏。
　　二、重要考古工作
　　该期开展的一项重要考古工作是完成了全国第一次文物普查工作（四川部分），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四川省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申报工作。1961 年，永陵（王建墓）、武侯祠、杜甫草堂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商周时期的重要考古发现有羊子山土台遗址(1)、羊子山M172(2)、新繁水观音遗址(3)、彭县竹瓦街窖藏(4) 等。
　　汉晋时期重要遗存有成都火车站青杠包东汉砖室墓(5)、羊子山（亦名“扬子山”）汉晋墓地(6)、天回山巫家坡崖墓地(7)、凤凰山龙家巷西汉墓(8)、昭觉寺青杠林画像砖墓(9) 等。
　　唐宋时期重要考古发现有新津普兴乡隋墓(10)、成都站东乡前蜀高晖墓(11)、华阳后蜀李韡墓(12)、邛崃铁屎坝宋代冶铁遗址(13) 等，此外，还发现数量众多的宋墓(14)。琉璃厂窑址(15)、邛窑(16) 继续开展调查试掘工作，新发现青羊宫窑址(17)、双流牧马山窑址(18)、郫县横山子窑址(19) 等。
　　该期发现的宗教类遗存包括城西万佛寺旧址南朝至唐代石刻造像(20)、百花潭南河石刻造像和经幢(21)、青城山建福宫碑刻(22) 等。
　　成都考古人在成都地区以外的重要考古工作有理县箭山寨遗址的调查与试掘(23)。
　　古建考古方面，重庆建筑工程学院辜其一、叶启燊、邵俊仪等在四川省开展了崖墓(1)、汉阙、摩崖石刻(2)、祠庙会馆(3)、民居(4)、园林(5) 等建筑遗存的调查测绘工作，其中有不少涉及成都地区(6)。
　　第三节　第三阶段：1974～1991 年（成都博物馆期间）
　　一、历史背景及机构建设
　　1974 年初，成都市文化局根据工作需要，组建“成都市文物管理处”（内设考古组），办公地点设在文殊院内，成都市的文博业务工作逐渐得以恢复。1980 年，成都市开展第二次不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对其中有较高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则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并按照“四有”的要求，竖立了保护标志，确定专人管理，划定了保护范围，建立了资料档案。1982 年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成都市被国务院批准公布为全国首批的24 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各级政府把文物保护、博物馆事业的建设纳入工作议程，1982 年成立成都市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恢复“成都市博物馆”。《成都文物》（1983 年）和《四川文物》（1984 年）的创刊，更是为成都文博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阵地。
　　1984 年，成都市文物管理处并入成都博物馆（内设考古队），成都有了自己的考古专业队伍。成都的行政区划也做了调整，范围有所扩大。到1986 年底，全市17 个区、县成立了13 个文物管理所。
　　二、重要考古工作
　　该期考古工作仍以配合基建为主，成都考古机构越来越多地作为发掘者参与发掘工作中，并开始作为发掘主持单位，或单独发掘，或联合四川大学博物馆开展发掘工作。
　　该期发现的商周时期重要遗存有十二桥遗址(7)、指挥街遗址(8)、方池街遗址(9)、上汪家拐街遗址(1)、新都马家公社大型木椁墓(2) 等，其中十二桥遗址还是当年的重要考古发现。
　　汉晋时期重要遗存有金牛区曾家包画像砖石室墓(3)、金堂姚渡公社光明大队画像砖墓(4)、桓侯巷成汉墓(5)、彭县通济镇钱币窖藏(6)、蒲江鹤山镇“蜀汉五铢”钱币窖藏(7)、都江堰渠首鱼嘴发现李冰等石像(8) 等。
　　唐宋时期重要遗存有笮桥门遗址(9)、金堂云顶山宋代石城(10)、成都唐代钱币窖藏(11) 等。青羊宫窑(12)、邛窑(13)、琉璃厂窑址(14) 等继续开展调查发掘工作，新发现彭县磁峰窑(15)、都江堰玉堂窑(16)、都江堰瓦岗坝窑(17)、金堂金锁桥窑(18)、崇州天福窑(19) 等。该期墓葬材料较为重要的有成都化工厂隋墓(20)、成都东郊保和公社后蜀张虔钊墓(21)、金牛区青龙乡后蜀孙汉韶墓(22)、成华区五桂桥后蜀徐铎夫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