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综合研究
从奇台县石城子遗址考古材料看两汉西域吏卒的 屯戍生活 刘国防 (新疆社会科学院)
石城子遗址位于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奇台县半截沟镇麻沟梁村东北,西北直线距离奇台县 城约47千米。1972年,在奇台县文物普查中,文物工作者发现了石城子古城遗址_?。1979年, 薛宗正先生撰文认为石城子为东汉耿恭戍守的疏勒城②。1984年,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王炳华先生对古城做过调查③。1988年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④、2009年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时, 都对石城子遗址做过调查⑤。2014 ~ 2019年,为配合西域都护府遗址调查项目的实施,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石城子古城遗址开展了持续六年的系统发掘,发掘工作涉及古城 遗址及其附近分布的墓地、窑址等遗迹。发掘过程中,还邀请了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 究所、陕西西安博古文物勘探服务有限公司采用高密度电阻率法、磁法和探地雷达扫描探测等 技术对石城子古城和城外北部和西部耕地进行大范围勘探。经综合分析出土文物,参考14C测 年数据,最终确定石城子古城是两汉时期戊己校尉下属的军屯城堡,是东汉时期耿恭戍守的 疏勒城。
屯田作为经营西域的一项基本策略,始终受到两汉中央王朝的高度重视。屯田活动与中 央王朝的西域经营和治理活动相始终,随着屯田的逐步扩大,屯田地由点连线而面,遍布天山南北。屯田在解决军队粮草问题、节约远途运输成本,维护西域稳定,减轻中原地区人们经济负担等方面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两汉西域屯田以有组织的军屯为主,参加屯田的人员包括吏士、弛刑士、私从、家属及属国士卒,他们且耕且战,共同演绎了在西域的屯戍生活。
石城子遗址是两汉时期天山北麓重要的军事据点和屯戍地,在统一西域、维护西域社会安定中发挥过重要作用。通过石城子古城、周边墓葬、窑址及出土文物信息的分析,结合传世文献记载和西北汉简材料,我们可以对两汉时期西域屯戍情况有进一步了解。本文试图以石城子遗址考古材料为主,在利用相关材料的基础上,勾勒两汉时期西域吏卒生活的一个侧面,以丰富人们对这一时期西域吏卒屯戍活动的认识。
从石城子遗址及其出土文物可以看出,两汉时期驻守西域的吏卒,不仅需要戍守征战、屯田畜牧,还要承担筑城烧窑、亭传邮驿等任务,他们保持着原有的精神生活,也与当地民众开展交流交往活动。
一、戍守征战
西域都护是汉朝在西域设立的*高军政长官,戊己校尉率领的军队是汉朝派驻西域的主要军事力量,在与匈奴争夺西域和维护西域社会稳定过程中,汉朝军队与当地民众一道,发挥了重要作用。
西域都护的职责之一便是“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两汉时期,汉朝军队在西域征战、维护社会稳定的活动文献多有记载,其中记载*为详细的是戊己校尉与西域诸国共同参加的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陈汤、甘延寿讨伐匈奴郅支单于的战役。建昭三年冬,陈汤、甘延寿矫制调集“车师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及西域城郭诸国兵总计四万余人,编为六校,翻越天山,经乌孙远征康居。汉军攻入郅支城,匈奴郅支单于受伤而死。汉朝军队攻占郅支城后,解除了郅支对葱岭以西国家的威胁,安定了西域,巩固了汉在西域的统治。
王莽时期,焉耆国反叛。天凤三年(公元16年),王莽遣五威将王骏、西域都护李崇率戊己校尉出征西域,“诸国皆郊迎,送兵谷,焉耆诈降而聚兵自备。”王骏等遭遇焉耆埋伏,兵败被杀。李崇率余部,退守龟兹。戊己校尉郭钦率另一部汉军后至,在攻破焉耆后领兵经本师而还。
东汉时期,戊己校尉同样在与匈奴争夺西域和维护西域社会安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三月,戊己校尉耿恭抗击北单于所遣左鹿蠡王二万余骑攻打车师的事件更是与疏勒城直接相关。当年五月,在匈奴的进攻下耿恭被迫领兵转移至疏勒城。七月,匈奴再次来攻,“恭募先登数千人直驰之,胡骑散走”,车师后部民众与戊己校尉士卒一起抗击了匈奴的进攻。永兴元年(公元153年),军师后部王阿罗多与戊部侯严皓关系不睦,引发了阿罗多攻围汉军屯戍且固城叛走匈奴的事件。敦煌太守宋亮上书请立后部故王军就质子卑君为后部王。其后,阿罗多又从匈奴中返回,与卑君争夺王位。戊校尉阎详“乃开信告示,许复为王”,阿罗多遂降。于是,阎详收夺赐与卑君的印绶,更立阿罗多为王,将卑君及其部属三百帐送至敦煌。
石城子遗址出土了铜质、铁质、骨质兵器,包括刀、镞、弩机栓销、铠甲片等,是两汉吏卒遗留之物。两汉时期吏卒的武器由政府统一配置并作严格登记管理。居延汉简中还出土了“守御器簿(605 1)”、“守御器簿一编敢言之(665)”登记管理兵器出入库和完好程度。如“匹弓一矢五十(433 36)” “弓一椟丸一矢十二(87 12)” “校尉三月尽六月折伤兵簿出六石弩弓廿四付库库受啬夫久廿三而空出一弓解何 (179 6)” “始建国天凤元年玉门大煎都兵完坚折伤簿(正面)兵完折伤簿(反面)(1925A、B)”等,还有修复兵器的记录,如“藁矢二羽币补不事用已作治成 .矢十羽币补不事用已作治成去(58 3)”王国维先生认为,所谓.矢是一种短矢。楼兰出土汉简有“五石具弩一 承弦二 犊丸一”。犊丸:藏弓之弢,亦称犊丸,是盛弓之具。石城子古城出土有坩埚残件两件,均为手制夹砂灰陶,器物内壁或外壁残留有烧结的铜渣、铜锈,应该是用来制作修复兵器或其他金属用具的。
两汉军队戍卒的武器、粮食衣服是由政府配发的。王莽时,“边兵二十余万人,仰县官衣食,用度不足”。《后汉书 明帝纪》亦载:“凡徙者,赐弓弩衣粮。”这一点在居延汉简也有清楚的记载,如“□□燧卒□逢薛明:□官袭一领、官袍一领、□(E.P.T53∶115)”“ 右县官:犬袜二口、常韦一两、缇绩一口、缇行縢二、□。(E.P.T51∶457)”“官袭”“官袍”“县官”等字样,表明此类物品乃由国家发放给个人的。劳干先生认为:“据汉简所记戍卒衣食由公家供给, 除过公家的衣食以外,还有一部分是私家的。”黄今言先生也认为:“汉代士兵的衣服除‘官给’者外,还有‘私衣’。”
二、屯田畜牧
屯田士卒平时耕种,战时出征,且耕且战是军屯的*基本职能。西汉西域都护开府施政以后,屯田校尉始隶属于都护。为加强对车师前部的控制,于是迁徙部分田卒至比胥鞬屯田,并置校尉领护。汉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又设戊己校尉专门管理车师屯田事务,成为汉王朝管理西域屯田的主要机构。东汉在西域的屯田管理机构又有变化,其前期仍然是西域都护管理西域,戊己校尉具体负责屯戍事务。到东汉中后期,设置西域长史管理西域,西域长史率领军队,负责西域的戍守和屯田。
西汉时徙民实边,由政府提供耕牛、铁犁、粮食等。《汉书 昭帝纪》记载: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边郡受牛者勿收者”。颜师古注引应劭曰“武帝始开三边,徙民屯田,皆与犁牛”。东汉西域屯田亦是如此。延光二年(公元123年),敦煌太守张珰上书陈述其西域三策,其中策即为:“可置军司马,将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犁牛、谷食,出据柳中。”“帝纳之,乃以班勇为西域长史,将弛刑士五百人,西屯柳中。”
西汉时期西北地区的屯田以粮食种植为主,见于居延汉简记录的粮食作物有谷、糜、粟、秫、米、麦、大麦、秫、豆、麻子等。在居延肩水金关遗址,考古人员还发现了小麦、大麦、谷、糜、青稞、麻子等,其中粟是*常见的粮食作物。汉代戍卒在种植粮食的同时,也注重家畜家禽的饲养,以获得肉食、蛋类补充。
石城子遗址位于天山山脉东段北麓,海拔1100~4356米,其所在的山前奇台绿洲气候属中温带大陆性干旱半干旱气候,冷热多变、四季分明、干燥少雨。年平均气温为4.7℃,年平均降水量175毫米,年平均相对湿度60%,年平均无霜期156天。白杨河、吉布库河、碧流河等河流为绿洲提供了灌溉水源。山前地带不仅是传统的旱作农业生产地,也非常适合于牧业发展。从石城子古城出土物及其多学科分析成果可以看出,两汉时期这一地区的屯戍吏卒因地制宜,种植粮食,养殖牛羊,过着农牧兼营的生活。
从石城子遗址浮选的碳化作物遗存可知,两汉时期当地农业主要以种植青稞、小麦、黍和粟等,其中青稞占比*高,小麦次之,其他两种农作物较低,说明青稞、小麦,特别是青稞是两汉时期石城子士卒种植的*重要的粮食作物,这也与当地的气候条件及青稞生长特点相一致。该浮选结果也得到了城址出土人、动物骨骼和植物种子样本的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结果的佐证。石城子古城所在地区的纬度和海拔均相对较高,热量条件相对较差,植物生长期很短。青稞生长期短,相较于小麦和小米非常适应寒冷环境,因而在高纬度或高海拔地区更具优势。清朝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乌鲁木齐提督俞金鏊向朝廷奏报:“乌鲁木齐屯田东至济木萨,西至玛纳斯,绵亘八百余里。二月春分开犁,先种青稞,次种小麦,再种粟谷。”以种植青稞、小麦为主与西北其他屯田区以粟为主有很大的区别,是屯戍士卒适应当地气候环境因地制宜的表现。在城址内还发现了石磨盘等粮食加工工具也印证了粮食作物在当地的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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