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上博儒籍的研究
“上博儒籍”是上海博物馆1994年收藏的一批战国楚简中与儒家学派有关的简文，有的明确提到了孔子或孔门弟子（如颜渊、子贡等），有的内容与《大戴礼记》《礼记》等儒学文献相关，共有二十篇。
与后来的北大汉简和清华简比起来，上博儒籍的保存状态没那么好，残简、断简相对来说更多，很多简文难以通读。在出版时，由于对简文同卷的情况考虑不足，还存在把合抄在同一卷的数篇简文分属不同册出版的情况。因而面对这些简文，首要的工作就是对文本的释读和复原。有关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从个别字词的释读出发，通读简文；二是根据大意，对竹简进行重新编连；三是依据竹简的字迹、形制及内容等，对竹简的分篇、合卷等情况进行判断。
自简文公布以来，学者在文本整理方面做出了许多探讨。其中，侯乃峰《上博楚简儒学文献校理》对已发表的九册上博楚简儒学文献进行了校理，在简文释读和竹简编连方面汇集了学术界的有益成果，在文本整理方面做出了贡献。李松儒的《战国简帛字迹研究：以上博简为中心》在陈梦家、大庭脩、邢义田、彭浩、胡雅丽、冯胜君、黄儒宣、胡平生、李天虹、李守奎、周凤五、廖名春、顾史考、李孟涛、龙永芳、西山尚志、福田哲之、林素清、沈培、郭永秉等多位学者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已公布的全部上博楚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一至九册）的字迹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研究，以字迹的辨认为基础，把对单个竹简分篇的研究提升到对书手的辨认和抄写行为的分析上，得出了许多有启发性的结论。俞绍宏、张青松《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集释》对已发表的上博简的释读意见进行了全面地收集。由于相关篇目众多，比较零散，这些具体的文本研究意见，本书在每篇简文的校读中再详细介绍。这里主要介绍一下对简文分篇及合卷的研究。
一、篇卷分合
判断简文分篇和合卷的标准首先为其物理属性，包括竹（木）简的长度、简首形状、编连方式，以及书写笔迹、简文的内容等。若两篇简文所用竹木简形制相同，笔迹一致，内容相关，甚至有些残简可以缀合，就可以判断为属于一篇；若简文内容相互独立，但竹简形制相同，书写笔迹一致，那么这两篇简文很有可能抄写于一卷竹简上，即为合卷。
对简文分篇与合卷情况的判断是文本研究的基础，也是整理的重要工作之一，对认识简文的编辑状态，以及传世古籍在先秦时期的形体和流传方式意义重大。上博简的整理者在这个方面已经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然而由于竹简的散乱、字形的难认，很难毕其功于一役。某些简文的分篇与合卷情况，学界后来的认识与整理者并不一致。具体包括以下几篇。
第一，《从政》，发表于第二册。整理者原分为甲、乙两篇，甲篇有19支简，乙篇有6支简。陈剑指出：“本篇没有篇题、篇号，仅甲篇第19简这一支简的简末文句抄完后留有空白，表明其为一篇之末简；甲乙两篇在简长、字体、编绳数目与位置等方面也看不出什么明显差别。整理者据以分篇的根据‘两组竹简长度各异，编绳部位亦不相同’，其实相当薄弱，因为所谓乙篇中只有一支整简，即第1简。而此简长42.6厘米，跟甲篇的几支整简5、8、11、18长度完全相同。甲篇余下的三支整简第1、15简长42.5厘米，第19简长42.8厘米，也没有多少出人。所谓编绳位置的问题，细看图版，也很难看出两篇有什么不同。”分属甲、乙篇的竹简也有可以拼合连读之处，因而二者应是一篇。
第二，《武王践阼》，发表于第七册。原包括15支竹简，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读书会认为简文应分为两部分：“第1简到第10简为一部分，讲师尚父以丹书之言告武王，武王因而作铭；这部分下有脱简，并非全篇，其原貌当与今本《大戴礼记 武王践阼》全篇近似。第11简到第15简为另一部分，讲太公望以丹书之言告武王，与《大戴礼记 武王践阼》前半段亦相近似，唯主名不同（引者按：‘主名不同’指简文对太公的称呼不同，甲本称‘师尚父’，乙本则称‘太公望’。），也没有武王作铭的记载。简文这两部分的抄写风格不同，应为不同书手所抄，因此也可以视为甲乙本。”所言甚确。则此篇应分为甲、乙两本，简1一10为甲本，简11—15为乙本。两个版本差异比较大，应是源自两个不同的流传系统。
第三，《孔子见季桓子》与《史蒈问于夫子》，分别发表于第六册和第九册。二篇竹简形制不同，不属于一卷。但学者发现二者字迹相同，应为一人所书，苏建洲首先指出两篇书手为同一人。李松儒同意，并谓《孔子见季桓子》篇字迹有很多连笔，书写速度非常快，《史蒈问于夫子》的写法变化不多，连笔较少。虽为同一人所书，但字迹风格有差别。在此基础上，学者进一步发现原来的分篇值得商榷。在《史蒈问于夫子》公布之前，陈剑就据形制认为《孔子见季桓子》简23、25不属于此篇。李松儒又指出简9、21形制也不属于此篇。《上博九》公布后，张峰指出《史蒈问于夫子》简4可与《孔子见季桓子》简9拼合，高佑仁指出《孔子见季桓子》简25可与《史蒈问于夫子》简5拼合。李松儒认为《孔子见季桓子》简21可与《史蒈问于夫子》简2拼合。综上，原属《孔子见季桓子》的简9、21、23、25，由于形制不合，都应归属《史蒈问于夫子》篇。
第四，《君子为礼》和《弟子问》，发表于第五册。学者发现两篇字迹相似，并对竹简的分篇提出了新的意见，值得肯定的有：《弟子问》简3字迹与形制（顶端与第一契口的距离为10.4厘米）与《君子为礼》一致，应归入此篇。李松儒进一步指出，[弟子问3+君7+君8]即为完简，其上连读简6。《上博一》第129页和135页介绍的两枚竹简形制、字迹都与《君子为礼》一致，可归入此篇，释文分别为：“者。《小雅》，亦德之少（小）者也。由事俎□，见又（有）道而悄（怨）刺者也。周□然句（后）作，孔观（？）《大雅》之口口”（129页）和“□不曰生民未之有”（135页）。《君子为礼》与《弟子问》字迹相似，很可能是一个抄手在不同时期抄写的，《弟子问》写得比《君子为礼》早①。此说值得参考，故本书将其编号为“孔129”和“孔135”，排在此篇中。
第五，《内礼》《昔者君老》《季康子问于孔子》。前两篇的字体、竹简形制都很一致，《昔者君老》简3可与《内礼》简9连读②，林素清进而认为二者应属于一篇③。所论甚确，此篇题目就是写在《内礼》简1背面的“内礼”。此外，福田哲之指出，《季康子问于孔子》与二者字体相似，有相混之处，《内礼》附简应归属于《季康子问于孔子》，而《季康子问于孔子》简16应属于《昔者君老》，可与简2缀合④。合写于同一卷竹简的有以下几篇：
第一，《子羔》《孔子诗论》《鲁邦大旱》。《孔子诗论》发表于第一册，其余两篇发表于第二册。李零首先指出三篇是合抄在一卷上的，因为“字体相同，形制也相同”。我们同意这一观点，将之视为一卷。后来濮茅左主编的“先秦书法艺术丛刊”中，三篇已经被视作“同卷异篇”，收入同册。三篇简文在墨识符号的使用上也很相似。《鲁邦大旱》简6及《子羔》简14各有一个墨节符号“▃”，其下留白，表示篇章结束。据此不难推断，残存的《孔子诗论》简文也应该有一个标志篇章结束的符号。三篇简文并非接连抄写，而是各自留白提行，与《民之父母》和《武王践阼》一样。此篇竹简的长度仅次于《性情论》，约55.5厘米，三道编绳都位于竹简中部，分开排列，简端为弧形。根据李零的介绍，《子羔》在*前，《孔子诗论》在中间，《鲁邦大旱》在*后。三篇虽然抄写在同一卷上，但内容似乎没有密切的关系，而是各自独立成篇。《子羔》简5的背面写有“子羔”二字，应为篇题。李松儒指出，其与正文笔迹相同，应为同一人所书①。
第二，《内礼》与《昔者君老》。前者包括10支竹简和一枚附简，后者包括4支竹简。学者发现二者无论在字体还是竹简形制上都存在着很大的一致性，并且《昔者君老》简3还可以与《内礼》简9连读，林素清进而认为二者应属于一篇，全篇包括“内容接近今本《大戴礼记 曾子立孝》与《大戴礼记 曾子事父母》的大段文字，以及五段由‘君子曰’为首的关于君子事亲、对待晚辈和朋友的文字，另有至少一段以上的以‘君子曰’为首文字，内容为太子应有仪礼”。本书观点与之相同，这两部分竹简只有一个表示篇章结束的符号，见于《昔者君老》简4。“昔者君老”的故事（《昔者君老》简1、2、4）很可能是作为“君子事父母”的一个特例而出现在文章末尾的。二者很有可能属于一篇，篇名就是题写在《内礼》1号简背上的“内礼”。福田哲之还指出，《内礼》附简的字体更像《季康子问于孔子》，应属于该篇。而《季康子问于孔子》简16的字体则同于《内礼》及《昔者君老》，并可与《昔者君老》简2缀合，应即属于该篇，缀合后该简尚有6.8厘米长的缺失。
第三，《颜渊问于孔子》《民之父母》《武王践阼》《子路初见》。《民之父母》*先公布，李零指出此篇与另外三种简文合抄，“一种与今本《大戴礼记 武王践阼》有关，另外两种与颜渊、子路有关”。前两种就是后来公布的《武王践阼》和《颜渊问于孔子》，而*后一种《子路初见》只公布了释文。在书写方面，李松儒指出，《武王践阼》并非一人所写，《民之父母》《武王践阼》的一部分（抄手A）与《颜渊问于孔子》的抄写者是同一个人，但此人所书三篇的某些文字在写法上存在不同，可能因为抄写的时间不同。其中，《民之父母》与《武王践阼》抄写时间较近，而《颜渊问于孔子》的“不”“孔”“先”等字与另两篇差异较大，书写时间有一定距离。三篇是先写后编，不一定同卷。可见，在简文是否同卷这个问题上，两人意见并不一致。由于李零是上博楚简的*初整理者，见过这批楚简*初的样子，我们更倾向于他的意见。此外，三篇已发表简文在竹简形制上的一致性，也可以证明这一点①。
二、内涵研究
对简文内涵的研究可分为儒学文献的形成与流传、儒学史、儒学思想三个方面。首先是上博儒籍为重新审视《论语》《礼记》等传世儒学文献的形成和流传提供了直观的材料，推动了相关的研究。
上博儒籍与传世文献的对照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全篇有今本存世的，如《缁衣》《民之父母》《武王践阼》。
《缁衣》有传世本保存在今本《礼记》中，此外还有郭店楚简本。在三个版本的对照中学者发现了古书流传过程的复杂性。李二民认为，郭店简本《缁衣》与今本存在非常明显的区别，二者关系尚不能肯定，简本的思想比较近似于《荀子》②。上博本公布后，学者发现两个简本非常相似，但今本的章序则有很大的不同，于是研究的重点转向与今本的对比，以及章序不同的成因上来。林素英认为简本并非每章都优于今本。郭店和上博这两个简本较为接近，应为同一系统，传世本属于另一个系统，时代先后尚不能定③。夏含夷指出，两个简本的高度一致证明此篇在公元前3世纪之前即使还没有成为定本，也已经有了明确的流通形式，在当时是一篇重要的文献。这也说明《缁衣》作者为子思的传统说法比较可靠。今本与简本次序的不同是错简导致，在连贯性上不如简本。先秦文献既有稳定性又有流动性。由于先秦时期书写习惯缺乏标准化，汉代整理者面对的古文献很可能非常混乱，经由他们整理的传世文献很可能不是原样。今本《缁衣》就是一个例子④。李零认为以往对《缁衣》作者是子思或公孙尼子的说法可能表明，当时尚存的《子思子》和《公孙尼子》两书中均有《缁衣》一篇，“子曰”的形式则说明其中的思想只可能来自孔子，子思和公孙尼子都可能是传述者⑤。
《民之父母》可与今本《礼记 孔子闲居》以及《孔子家语 论礼》对读，为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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