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年鉴（2020）》：
（三）船舶及航海研究
2020年古代船舶及航海研究成果数量和研究内容与近年相比，并无太多变化，但学界对海下沉船推出了最新研究成果，还是呈现出一些让人眼前一亮的新论点。
如上海博物馆编的《大唐宝船》（上海书画出版社，2020年）一书是一本具有教育读本性质的书。该书向读者详细地介绍“黑石号”沉船及沉船中含有的精美陶瓷和金银器等，展现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方静仪的《从“黑石号”出水瓷器看长沙窑诗文装饰特征》（《文物天地》2020年第12期）、刘小庸的《唤醒沉船——黑石号上的海洋贸易》（《美术观察》2020年第3期）、陈烨轩的《黑石号上的“宫廷瓷器”——中古沉船背后的政治经济史》（《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等，则从不同视角、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探究了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水下沉船及出水文物。
方静仪主要从“黑石号”出水瓷器看长沙窑诗文装饰特征，作者认为，长沙窑诗文装饰是通过模印、刻划、毛笔书写的方式装饰在碗心或器物外壁，诗文的内容多样、很是丰富。刘小庸则认为，自公元8世纪起亚洲海陆与陆路贸易非常活跃，促使东西方之间不断的循环交流。在此过程中，所发生交往关系的人和物成为传播媒介，穆斯林商圈扩张，印度洋贸易迅速繁荣，各地物资在这个复杂的海洋贸易体系中流通，进而转至欧洲，促进欧洲经济复兴。作者认为，“‘黑石号’出水文物几乎为我们勾画出艺术品制作交流之轨迹，金银器从希腊、拜占庭、伊朗高原、中亚历经几个世纪的发展变化各自形成风格独特的纹样和形制，伴随工艺的变化。因战争、贸易和移民等多种因素和渠道传人中国，陶瓷作为中国艺术形式，将外域金属制品的灵感复制其中，形成更加丰富的陶瓷文化，再次由粟特、波斯和阿拉伯商人将之传到域外，成为异乡的畅销品”。
陈烨轩则从“黑石号”上的宫廷瓷器人手，通过对“盈”字款绿釉碗和“进奉”款白釉绿彩盘的考察，作者认为，因从德宗到宣宗统治期长达70余年出现的所谓“钱重货轻”现象，导致唐廷在收回诸藩非传统经济权力过程中，形成以扬州为“唐廷和诸藩争夺经济资源的重要场域”，扬州出现来自宫廷的瓷器，具有其合理性。
薛冰的《唐代末期长沙窑外销瓷的贸易特征——以“黑石号”出水瓷器为例》（《工业技术与职业教育》2020年第4期）一文则探究唐末期长沙窑外销瓷的贸易特征。文中指出，我国古代陶瓷的对外销售主要是通过民间自发的海上贸易，官方主导的瓷器出口仅作为一种外交礼节式的赏赉或单纯的朝贡贸易。在“黑石号”出水的长沙窑瓷器中，有大量花形、瓜蒂形、梭形等瓷器，烛台、船形杯、盘口罐等金银器，通过这些水下物品，作者认为，长沙窑外销瓷，是生产商经购买商提供的样式进行生产的，即“来样加工，个性定制”的贸易特征。张思桐的《唐代长沙窑外销瓷器的产品特点及历史文化价值》（《文物鉴定与鉴赏》2020年第20期）也探究唐代长沙窑外销瓷器的产品特点及历史文化价值。文中指出，长沙窑外销瓷器纹饰多以莲花纹、狮子纹、摩羯纹、椰枣纹等为主，是借鉴吸收佛教及伊斯兰教装饰元素，这体现出唐代长沙窑瓷器产品工艺的创新，也显示出陶瓷器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纽带作用。
林唐欧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南海Ⅰ号”》（《客家文博》2020年第1期）一文指出，“南海Ⅰ号”的水下遗址可以证明其是“研究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造船史、航海史有力证据”，且南海至东南亚航线应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必经航线。陈士松的《“南海Ⅰ号”的水密隔舱》（《文物天地》2020年第2期）则对“南海Ⅰ号”水密隔舱进行探究，认为“水密隔舱是中国古代造船技术中的一项重大发明创造”。包春磊的《“华光礁Ⅰ号”南宋沉船船体构件的用材分析》（《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20年第4期）则对“华光礁Ⅰ号”南宋沉船船体构件的用材进行了考察，虽然“华光礁Ⅰ号”沉船年代久远，导致船体“腐蚀严重，大多船体构件遗失或识别度不高，只有关键的部位如龙骨、立柱、隔仓板等相对可辨，这给将来船体的复原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但是通过技术手段的运用，作者认为“华光礁Ⅰ号”船体木材主要来自华中、华南地区，包括松科、柏科、樟科、杉科、大戟科等树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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