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西域城市研究*
　　殷晴
　　古称西域的我国新疆地区，作为史学新领域的城市史研究，尚待开拓。本文试为探索，请予批评指正。
　　一、城与城镇的初现
　　据文物考古资料披露，新疆现有古代城址370处，史前时期4座，汉唐255座，宋元30座，明清81座。汉唐为城镇最多的历史时期。汉称西域的塔里木盆地，古城始出现于公元前3世纪。现在人们能见到的最早城址，就是1994年在于阗东北发现的圆沙古城。
　　新发现的圆沙古城，按14C年代测定及其位置、环境的分析，新疆考古工作者认为“这里应是扜弥国地望所在 圆沙古城及周围古墓的时代上限可能早于西汉”。在《汉书 西域传》中，出现许多像扜弥这样的绿洲城国，按照规模和人口，这些“国”与中原城镇相似，称为城国似更确当。塔里木盆地干旱少雨，古称于阗的和田，现年降水量35毫米，若羌仅有17毫米。干旱的地面，藉山区冰雪融化的水流，形成大大小小的绿洲，作为人群集聚的栖息地。绿洲的面积大小不同，集聚的人群亦多寡悬殊，“西域诸国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 自且末以往皆种五谷，土地草木，畜产作兵，略与汉同”，这就是西域南道诸城国情况的写照。所谓西域三十六国，实际上，小国寡民，彼此隔绝，在每个绿洲的小天地里，对外往来极少，居民以耕作为生，兼营畜牧狩猎，过着封闭式的原始生活。这些城国在公元前3世纪左右，随着社会的发展，内部发生分化，出现了统治阶级。由于这些绿洲小邦间，不断兼并，常有侵扰，各地统治者为维护本身权益，乃纷纷筑城自保。这些以王城为中心的城郭诸国，和中原初期城邑产生的条件有相似之处，“不是经济起飞的产物，而是政治领域中的工具，但与其说它是用来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工具，不如说它是统治阶级用以获取和维护政治权力的工具”。生活于各绿洲区域的人群聚落，初建城郭也并非出于经济上的缘由。防御敌对势力的侵袭，维护统治者的权益，为设置城防的**要务。在秦汉西域圆沙古城中，发现的一件重要文物—虎纹铜权杖*，显示了当时的社会特征（图1）。
　　作为权力象征的权杖*，表明了社会的分化，统治者的君临。由于城的构筑与防护，与统治者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受后者的制约。所以绿洲城国中的王城，受到格外的关注，不断获得发展，处于中心地位。起初，这种城邑的出现，还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城市，市是交换或买卖货物的场所，城内的人群有了固定的交易市场才能称为城市或城镇。国外有些学者称“塔里木盆地的城市化始于公元前3世纪”，似为时嫌早。西汉建元三年（前138）与元狩四年（前119）张骞两次通西域，公元前60年后西域都护府建立，天山南北在我国西汉朝廷统辖治理下，出现统一安定的政治局面，丝路畅通，交通沿线的一些绿洲聚落，中转贸易增多，交易场所出现，逐渐酿成固定的市场，非农业人口亦显著增加，这样才为城市（镇）的出现与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汉中央朝廷为维护丝路畅通，实现和巩固统一，派遣大批士卒，引进中原精耕技艺，大规模地在西域水土条件较好的轮台、渠犁等地开展屯田，促进了当地农业生产的跃进，物资串换剧增，也有力地推动了城镇的发展。
　　二、丝路贸易与城镇发展
　　1. 南道城镇
　　《汉书 西域传》载：“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廷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由于当时阻碍丝路交通的匈奴势力以天山东北为中心，常出动骑兵袭击商旅，所以汉代西域交通实以南道为重。
　　自公元前1世纪丝路贸易拓展后，塔里木盆地分散封闭的绿洲城邦，中外商队来往不息，成为丝路沿线的中转站和物资的集散之地。率先出现有贸易市场的城市，为南北两道的汇合点—疏勒即今喀什。《汉书 西域传》*称其地“有市列”，即市场里出现按商品种类进行营销的店铺。店铺里既销售中原的丝织品，也销售各类舶来品。由于有利的交通位置，疏勒*先成为西汉对外贸易的重要窗口。于阗的东西二城，也同时兴盛，城长特受汉中央朝廷册封，成为显要的地方官员。
　　在疏勒、于阗市场上，当时出现了许多印度（身毒、天竺）及其他外国商品。印度和我国发生交往甚早，在太初四年（前101）武帝的《伐大宛诏》中即提到，匈奴要杀害来汉朝的身毒国使。东汉时，天竺为贵霜王朝统属，天竺商品皆挂月氏之名，毛织品、香料以及珍奇珠宝，琳琅满目，价格昂贵，中原的达官权贵，追逐时尚，对于显示身价的高档进口货，不惜重金购买。曾任西域都护的班超，受长兄班固之托，多次为当朝权贵窦宪代购天竺等地的毛织物、香料、马匹：
　　窦侍中前寄人钱八十万，市得杂罽十余张也。
　　窦侍中令载杂采七百匹，白素三百匹，欲以市月支马、苏合香、毾？。
　　月氏毾？大小相杂，但细好而已。
　　塔里木盆地南缘诸地，在进口近邻印度产品的同时，运往中亚、南亚的货物，以中原运来的丝织品及其他手工产品为大宗，于阗地产的玉石、皮革、羊毛及具有特色的毛毡也输向中亚、南亚诸地。巴基斯坦塔克西拉古城遗址即发现公元前1世纪时由于阗运去的玉石，存藏于工匠的珠宝罐中。而中印邻近地域的边境贸易，如克什米尔和于阗之间的物资串换，除民间常用的香药、饰物外，多是两地所产或转运来的生活用品—丝、棉花、羊毛、皮革、棉布、毛织物、丝织品等。这种互通有无的民间往来，持久不衰，虽然缺乏文献记载，近年发现的大量文物，越来越多地堆积眼前，已显著地填补缺失。20世纪80年代在和田洛浦县山普拉发现的多条具有奇特图案的彩毯，墓葬出土的1300余颗琉璃珠，包括色彩斑斓名贵的蜻蜓眼琉璃珠，告知我们这些珍贵的历史遗物并非于阗本地所产，而是邻近的古印度各地，通过贸易往来的渠道输入。
　　西汉时期，连接我国西域和印度罽宾的乌弋山离道，起始于于阗皮山，系南道的主要支线。于阗和南亚次大陆毗邻接壤，作为丝路贸易的中转站和西域的窗口，其对外贸易频繁，城镇迅速发展。东汉后期，中印交通线已成为南道的主要干线，丝织品不断输向南亚次大陆，印度及西方的毛织品、玻璃、香料及各种奇珍特产也纷纷通过于阗向中原输送。即使在战乱期间，民间交往也持续不断。4世纪从于阗通过喀喇昆仑山口直达克什米尔的捷径开拓通行，进一步拉近了于阗和南亚的距离。由于中转贸易频繁，所以丝路沿线城镇人口增长很快，据《汉书 西域传》载，西汉时期，疏勒有户1510、口18647，于阗有户3300、口19300，焉耆有户4000、口32100。时过百年，《后汉书》记载，疏勒领户21000，于阗领户32000、口83000。疏勒户数增加10倍以上，于阗人口增加近5倍。焉耆户15000、口52000，户数增加3倍多，人口增加亦有70%。西汉时鄯善王治扜泥城，户1570、口14100，按后世史书记载折算，公元442年鄯善已有8000余户，增长5倍多，同时发展为东西二城。与我国其他地区由政治中心发展起来的城市相比，西域这些城镇虽然人口有限、规模不大，但却具有若干商业城镇的特色。它既是自然经济范畴的小生产之间产品调剂的地方市场，更重要的是，系长距离贩运的丝路贸易的中转之地，有时能集散商品，起着初级市场的作用。
　　晋唐时期，随着南亚形势的变化，罽宾道的冷落，虽然经过于阗的中印官方贸易已非汉代可比，代之而起的是与波斯的关系较前密切，于阗同样发挥了重要的中转作用。史载5、6世纪时，两国官方往来频繁，从文成帝太安元年（455）至孝明帝正光三年（522），波斯萨珊王朝遣使中国10次，中国使者亦曾通过于阗、疏勒踏上波斯的国土。波斯王常遣使通过于阗向北魏贡献。汉晋以来，不仅中原丝织品通过于阗向西方运送，而且我国养蚕缫丝技艺也是通过于阗传至波斯的，据专家研究，波斯语中的蚕茧的茧字，即源于古于阗文。
　　在丝路中转贸易的推动下，汉代以来，有“屋室市井”的于阗城，市场里的店铺越来越多。在和田出土的汉文文书上，唐于阗城即称为“市城”。城内有粮油店、面粉店、緤布店、彩帛店、酒店、鲜果店、干果店、杂货店、毡箔店、铜器店、纸笔店、陶瓦店、甜浆店、酢豉店、铁匠铺等等。人们常用物品，一应俱全。至于这些店铺设置于主干道两侧，还是集中于市场？按有关史籍分析，应集中于市场。市场购物皆以钱文算账。8世纪于阗通行唐朝铸造的“开元通宝”“乾元重宝”“大历元宝”“建中通宝”等汉文铜钱，“开元通宝”*多。日常消费品的零售价是：粟每斗十五文，粟面（面胡饼脚）每斗十五文，麦每斗三十文，稻谷花（稻米）每胜（升）三十文，油麻每斗九十文，饧每斤六十六文，枣每斗四十文，干葡萄每斗九十文，彩帛每匹一百七十文，土緤布每尺五十二文。上列物品中以棉布、稻米价格*为昂贵，棉花当时在于阗还算是新产品，产量有限，稻米产量亦少，或是外地运来，自然价格不菲。以唐代各地物价比较，于阗、交河及敦煌物价相差不大，较中原偏高。时国内物价稳定，《资治通鉴》玄宗开元二十八年载：“西京、东都米斛直钱不满二百，绢匹亦如之。”于阗米价每斗300文，比京都高15倍，粟作为群众的主粮，每斗15文，由于当地产量增多，价格比较便宜。3世纪于阗、精绝一带，l匹绢能换140斤粟，盛唐于阗1匹采帛则能换取粟170斤。麦的产量亦多，价格亦相对便宜，每斗30文比交河低10文，比敦煌低5文左右。总的看来，唐代于阗粮食产量较前已显著提高。价格稳定，保障了广大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
　　汉晋时期得丝路贸易中转之利，于阗市城获显著发展，附近的小城镇，也同样如此，西汉的精绝有480户，3360口，相当于中原的一个小城镇，在汉晋时期的丝路贸易中，中外商贾云集，曾起过重要作用。佉卢文书显示，当时中原商人和精绝居民有着良好的经贸关系，中原商贾每次携带一批丝绢来精绝后，即赊给当地居民，两三年后再来收取货款，所以精绝民间存藏有大量绢帛，以之作为通货流通于社会。时徼外人士也不断在精绝出现，称为月支人的印度或中亚商贾，常来此营销，今尚存有他们的通关记录：
　　月支国胡支柱年卌九中人黑色
　　月支国胡
　　］州中人黑色大目有髭须
　　］髭须
　　］有髭须
　　有学者研究证实，4世纪时，活跃在丝路沿线的粟特商胡，亦曾在精绝留下过经商的足迹。由于中原和西方商品常在此营销转运，所以尼雅遗址发现的文物极为丰富，除有大批中原运来的丝织品外，“殊方异物”应有尽有。据统计，1998年前尼雅遗址出土的珊瑚共有62件，主要从印度传进来的各类珠饰数千件，玻璃器1000余件。相距不远的山普拉墓葬亦出土西、南亚传进来的琉璃珠1369颗，包含名贵的蜻蜓眼琉璃珠共15种。20世纪90年代，考古工作者曾对尼雅遗址陆续作过几次调查，又发现许多外来遗物，仅珍贵的料珠就有700余颗。这些遗物表明，汉晋时期通过南道的中转贸易商品，数额庞大，品种繁多。不过，随着政治形势和生态环境的恶化，南道交通亦曾陷于低谷甚至停滞的阶段。
　　公元2世纪的东汉中期，经班超、班勇父子的不懈努力，西域统一的局面重现，“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中转贸易兴盛达于巅峰，南道沿线城镇蓬勃发展，而到3—4世纪，中原与西北边陲长期战乱，丝路罕见有商贾足迹。直到5世纪北魏统一北方后，西域及徼外城邦乃又纷纷遣使往中原活动，丝路贸易才重现生机，“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 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北魏景明年间（500—503），中西交通呈现高潮，“蕃贡继路，商贾交入，诸所献贸，倍多于常”。绿洲城镇亦随之扩展，不仅于阗城恢复繁荣，还出现不少新城，“所都城方八九里，部内有大城五，小城数十”。于阗东三百余里，一座以生产“细緤”著称的新城—媲摩城或称绀城（今新疆策勒县东北），不断出现中外商旅的足迹。公元519年北魏遣宋云、惠生西行，路经媲摩，见城南“诸宫塔乃至数千，悬彩幡盖亦有万计，魏国之幡过半矣”。过境商旅特别是中原商贾、僧侣曾云集于此，故有宫塔数千，“悬彩幡盖亦有万计”的壮观景象，富饶的绀城俨然有着相当大的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