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抑郁症》：
在医学院就读期间，弗洛伊德就对神经病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885年，他前往巴黎萨尔佩特里尔研究所，跟随著名的神经学家让-马丁·沙可学习了一段时间。沙可对癔症非常感兴趣。当时，癔症被认为是一种神经症性疾病，因为这些患者所体验到的躯体症状（如麻痹等）并没有明确的生理（器质性）基础。通过运用催眠，沙可证明，患者的临床表现与其内心持续存在的冲突有关，这些冲突可以解释患者体验到的症状。他认为，患者的心理痛苦发生了转化或“转变”，成了躯体的问题。沙可还提出，使用催眠暗示可以释放这些潜意识的力量，并带来症状的改善。
弗洛伊德意识到，心灵的潜意识部分对行为有着极为强大的影响。于是，他扩展了催眠术的使用，将其用于揭示无意识的创伤记忆，患者意识不到并压抑了这些记忆。通过一系列详细的案例研究，弗洛伊德发展出一套理论，以解释过去未得到解决的冲突如何在之后的生活中引发特定的神经症性症状。之后，他提出，精神分析可以帮助解决这些冲突，并创造更为健康的精神状态。
弗洛伊德针对抑郁症构建的概念可以追溯到他的三种假设模型，即心理（或他所称的精神）组织方式、人格发展过程以及神经症性疾病的可能病因。我们会简要回顾这些模型，方便读者领略弗洛伊德想要表达的观点，但如果想要深入研究这些知识，感兴趣的读者便须参考其他的文献资料。弗洛伊德的第一个理论被称为心理地形说，他认为，人的心理由三个部分组成：意识、前意识（我们目前没有注意到的，但可以进入和关注的部分）以及潜意识（我们无法觉察，但可以对我们施加影响的部分）。
弗洛伊德还提出了一个结构模型，用于解释人格如何塑造我们的行为和反应，这个理论有时被称为第二地形说。这个模型非常重要，因为它引入了本我、自我和超我的概念。在弗洛伊德看来，本我由快乐原则所驱动，也就是说，潜意识之中的欲望和功能都需要得到即时的满足。而自我则努力以适当的方式满足本我，它的作用好比本我与外部世界之间的调解员。自我遵循现实原则，例如，它允许延迟本我的满足，使其能在适当的时间、以社会可接受的方式发生。弗洛伊德提出了一系列用来维护平衡的心理防御机制，例如，将以某种方式行动的理由合理化，或者否认某个冲动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超我是人格最后发展出来的部分（大约在5岁），它为我们提供了是非观，并且会修正自我的行为。弗洛伊德认为，人格若要健康发展，本我、自我和超我三者必须保持平衡。他认为，任何失衡都会导致人发展出神经症，如抑郁症或焦虑症等。比如，弗洛伊德提出，如果本我的驱动力凌驾于超我之上，个体就会感到内疚；或者，如果自我压制了本我，个体就会产生焦虑。
弗洛伊德的第三个理论涉及儿童期的性心理发展，以及婴儿顺利成长为健康的成年人所必须经历的阶段。该理论将人类的心理发展过程划分为一个可预测的序列，比如口欲期、肛欲期和生殖器期（与俄狄浦斯情结有关）等。弗洛伊德认为，任何一个阶段的冲突都可以用于解释后来发展出来的神经症和个体所体验到的症状类型。他还提出，某些人格特质与个体未能顺利地度过某个特定的发展阶段有关。例如，弗洛伊德提出，肛欲期遭遇困难可能会引发强迫性症状。相反，如果口欲期出现困难，个体便可能会在成年之后的生活中表现出被动、依赖和自我怀疑等人格特征，他认为，那些容易罹患抑郁症的人常常具有这些特征。
1917年，弗洛伊德发表了著名的文章《哀悼与忧郁症》，其中他将忧郁症（严重的抑郁症）与哀悼（个体丧亲之后的悲伤）进行了比较。他认为这两种情况都与丧失有关，但又指出，两者的区别在于这两种不同类型的丧失所带来的不同感受。在哀悼的过程中，人们对丧失的体认停留在意识层面——死者是“丧失的客体”，悲伤和愤怒等与丧亲相关的情绪会向外部表露出来。忧郁症的情况则刚好相反，弗洛伊德认为，个体此时失去的是“理想客体”，例如失去爱（如遭到拒绝或关系破裂之后的体验）。他进一步指出，与哀悼不同的是，在忧郁症中，这种丧失在一定程度上是潜意识的，原本指向丧失客体的愤怒转而指向了自己。此外，弗洛伊德还表示，如果由于丧失而罹患忧郁症，个体要么是退回到了早期的发展阶段，要么就是无法走出这个阶段。他认为，那些可能会由此变得抑郁的人，他们的自我价值感往往受到了损害，所以，当他们丧失“客体”的时候，就会变得无依无靠，而这种缺乏弹性的状态增加了他们罹患抑郁症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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