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的精神（上）》：
在不同国家中，法律均与其性质，即组成国家的事物有关，也与其原则，即支持并使之运行的事物有关；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别，是法律之所以多如牛毛的关键所在，作者阐述了它的许多后果。
与民主政体的性质有关的主要法律，使人民在一些方面是君主，在另外一些方面是臣民，他们选任和评判官吏，而官吏则在某些场合作出决定。君主政体的性质要求在君主和人民之间存在许多中间权力和阶层，此外，作为臣民与君主的中介，还应有一个存放法律的实体。专制政体的性质要求暴君一人亲自行使权力，或由他的代表独自行使权力。
至于三类政体的原则，民主政体的原则是爱共和国，即爱平等。在君主政体中，有一个人与名位和褒奖无涉，人民习惯于将国家与此人混为一谈，那里的原则是荣宠，即有抱负和爱地位。最后，专制政体的原则是畏惧。原则越是强劲有力，政体越是稳定；原则越是败坏，政体越是趋向毁灭。作者谈及民主政体中的平等时，他所指的并非极端和绝对因而虚幻的平等，而是指能让全体公民平等地接受法律约束，平等地关注遵守法律的那种可喜的平衡。
在每一类政体中，教育法都应与政体原则相关。这里所说的教育，是指人进入社会后应该接受的教育，而不是指家长和老师的教育，后者常常与前者南辕北辙，在某些国家中尤其如此。在君主政体国家中，教育应该以彬彬有礼和相互尊重为目标。在专制政体国家中，教育应以畏惧和意志消沉为目标。共和政体国家需要教育发挥其全部威力，教育应该激发高尚但痛苦的情感，舍弃自我，从而产生对祖国的爱。
立法者制定的法律应该符合各类政体的原则。在共和政体中，法律应该维持平等和节俭，在君主政体中，法律应该支持贵族，但不压垮平民。在专制政体中，法律应该让所有等级缄口无语。我们绝不应该责备孟德斯鸠先生，说他在这里为君主勾勒了绝对权力的原则，英明的君主一听到绝对权力这个词就无比憎恶，睿智和品行高尚的公民一听到这个词，憎恨的程度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讲明如何使专制政体得以保存，就是努力将其消灭，因为，专制政体臻于完善之时，便是它的毁灭之日。作者所指出的暴君政体的准确标志，同时也就是这些暴君最害怕的讥讽和灾害。其他各类政体各有各的优点，共和政体最适合小国，君主政体最适合大国；共和政体比较容易偏激，君主政体比较容易滥权；共和政体执行法律比较成熟，君主政体执行法律比较迅捷。
由于三类政体原则各不相同，法律对象的数量因而不同，审判方式和刑罚性质也不同。君主政体的机构具有不变性和基本性，因而要求有更多的民事法和法院，以便司法公正能以比较一致和不专断的方式得到确保。在政体温和的国家中，无论是君主政体或是共和政体，刑事法都不会有太多的诉讼程序。刑罚不但与罪行相当，而且量刑时尽可能从轻，在民主政体中尤其如此，舆论对量刑的影响往往大于罪行本身。在共和政体中必须依据法律进行判决，任何个人都无权窜改法律。在君主政体中，君主的仁慈有时可以减轻法律的严峻程度，但是，任何罪行都不得由专门指定的官员负责审理。最后，主要是在民主政体中，法律应该严厉对待讲究奢华、败坏风尚以及引诱妇女等行径。民主政体因其温和与柔弱，很适合应用在君主政体中，历史证明，民主政体曾多次光荣地带来了主冠。
孟德斯鸠先生逐个阐述了各类政体之后，接着审视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不过，这种审视是以最一般性的角度，亦即仅仅与其性质和原则相关的角度进行的。用这种方法来看，各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只能是自卫或攻击。共和政体由于只能是小国，因而若不结盟便无法自卫，不过，与之结盟的也应是共和政体的国家。君主政体国家的防御力量主要在于拥有不受侵犯的边界。国家与人一样，有权为保护自己而对他人施行攻击。从战争权引申出征服权，这是一种必要的、正当的但不幸的权利，它对人类本性永远欠下了一笔巨大的债务，征服权的普遍法则是尽最大可能少给被征服者造成灾难。与君主政体相比，共和政体较少从事征服；因为，大量从事征服意味着专制政体，或者为专制政体提供保证。征服精神的最大原则之一应是尽最大可能改善被征服人民的条件，这样才能既满足自然法的要求，也符合国家的准则。杰龙与迦太基人签订的条约堪称最佳，它通过该条约禁止迦太基人将自己的孩子杀死用作供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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