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火：1933-1935年中共上海中央局研究》：
一是由盛忠亮代表上海中央局领导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以及共青团中央驻沪代表徐宝铎（一作许保铎）。盛忠亮当时的联系人是全国海员总工会党团书记小姚。此外，还有上海工会联合会党团书记，1933年赵立人未作江苏省委书记前似也做过一阶段的工联党团书记，赵立人1934年3月调任江苏省委书记后由全总党团书记袁家庸（袁家镛）接任此职。
二是黄文容领导和联系的江苏省委书记。据中共上海组织史记载，史通（章汉夫）1933年5月21日被捕前为江苏省委书记，而李竹声记得其所见江苏省委书记是一位工人党员，继任者是袁孟超（宋三、袁家镛），其后继任者先后为孔二（孟庆发、孟庆祥、越霖、赵林）、赵跃珊（郑玉龙、赵立人、黑大汉）。①1934年3月间黄文容被捕后，由盛忠亮负责联系赵立人。此外，黄文容还联系领导出版部负责人于昆（当时出版部实已停止工作），以及济难总会党团书记，黄励的助手在黄被捕后接任。
三是黄文杰联系领导的文委党团书记冯雪峰（兼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及工农通讯社负责人朱镜我。
四是由沈永刚联系的两个电台。这两个电台在临时中央撤离上海前由博古负责联系，中央离沪之际才转给李竹声，交由沈永刚联系。一个由程组绎（程祖怡）负责，另一由王有才负责，主要任务是与中央苏区联系，在临时中央迁出上海的前一两个月内，在共产国际军事代表在沪时，还有军事电报，在共产国际军事代表前往江西苏区后就没有军事电报，只有事务电报和上海中央局向中央请求工作方针的电报。
另有两个单位即秘书处与所增油印处，秘书处由张唯一负责，他在李竹声由苏联归国前就已经负责此项工作。这两个单位都是中共中央的老机关，在临时中央撤离上海前可能是由黄文容负责联系领导。
除了直接领导与间接领导的工作，保持与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的接触也是李竹声的一项重要任务。事实上，早在临时中央撤离之前，在1932年李竹声就接替博古每周与一位共产国际交通代表会面一至两次。该代表是一个50多岁的瘦长老头子，俄国人，会说俄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及简单的中国话，他来上海已很久。会面的任务是：交共产国际来的电报、经费，谈中国同志由苏联回国或派往苏联学习，以及其他事务方面的问题。1933年2月至3月间，李竹声和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接触的第一个人是一位德国人，约40岁，只会说德语、英语，因其身材高大肥硕，故称他为同志或胖子同志。此人为远东局的政治总代表，应为远东局负责人阿图尔·埃韦特，主要关注国统区的工作，特别是上海工作及一般国际国内局势。第二个共产国际代表是军事代表，是同胖子同志一起来碰头的，仅接触了一两个月。他也是德国人，身材瘦长，会说德语、英语及简单的俄语。起先曾由夏才西（当是夏采曦，引者注）同志负责口译从苏区来的军事电报，后由住在静安别墅的一位英文翻译与李竹声笔译成英文交给对方，经其研究后，拟英文电报交给李竹声，再由李译成中文交沈永刚、杜卓祥，译成密码发给苏区。据李竹声回忆，该军事顾问后于1933年3月至4月间前往江西苏区直接参加军事工作。如是，此人应是李德（奥托·布劳恩）。不过，李德回忆他去中央苏区的准备工作一切就绪，已是1933年9月底。①第三个共产国际代表也是军事代表，是俄籍，不知姓名，身体强壮高大，会说俄语、德语、英语。他是那个德国人去苏区前夕来上海的，与德国人、政治代表一起同李竹声会面，并参与拟写军事回电。但在德国人去苏区后，那个俄籍代表只同李竹声又碰了一两次头，大约于那年4月间就离开了上海。理应是中央苏区既有德籍军事代表作顾问，就停止拍发军事电报到上海，共产国际也就没必要再让军事顾问留在上海。1933年4月起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任命为驻华军事代表和中共中央总军事顾问弗雷德·施特恩，指导中共的军事工作，是远东局向中共提供军事情报和建议的主要负责人，具体指导了第五次反“围剿”战役，因此，没有立即离华返苏。
同上述三位共产国际同志会面，盛忠亮均有参加。军事顾问走后，李竹声仍是每周一至两次与盛忠亮一起同那位共产国际的政治总代表会面，并继续单独同那个交通代表会面。不过，盛忠亮也见过这个交通代表。以上四位共产国际代表，除俄籍军事代表外，都与康生、张闻天接触过。
与共产国际代表接触的地点几经变化。1933年1月至2月间，是在马霍路（今黄陂北路）马立斯新村某号，有一名从江西苏区调来的青年干部及罗迈（李维汉）的家眷住在那里。不久，那个青年干部偷取500元党的活动经费潜逃，并留条表示只是不干革命了，回老家去，不会危害党组织的。为此，此处房子立即退订。随后，便于1933年3月至4月间在静安寺静安别墅某号，即英文翻译及仇爱贞、秦缦云住处，与共产国际政治代表及两位军事代表会面。此处在上海中央局成立前后，曾是李竹声与黄文容、盛忠亮的碰头点，后大约在同年4月间即共产国际军事代表离沪后，共产国际代表不在这里接触，就改为上海中央局秘密机关，在四五月间又将此房退掉，因为使用时间很久了，上海中央局秘密机关迁至劳勃生路（今长寿路）。第三个地点是在康脑脱路（今康定路）胶州路口某号一个临马路的三层楼洋房内，黄文杰与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及其母亲住在那里。该处原是1932年冬至1933年初李竹声见共产国际交通代表的地点，从1933年4月至1934年二三月间，继续于此会见共产国际交通代表之外，李竹声与盛忠亮还在此与共产国际政治代表接头。1934年3月间，因黄文容被捕，上海中央局迁至马霍路、威海卫路口马立斯新村某号，感觉与共产国际代表会面的地点太远不便，就把康脑脱路胶州路口的房子退了，另觅卡德路（今石门二路）、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拐角王家沙花园路（今北京西路）内某号的一座洋房，黄文杰、杨子烈及其母迁住于此。这一同共产国际代表的会见点一直用到翌年6月李竹声被捕之时。
事实上，李竹声正是在王家沙花园路的洋房里会见共产国际代表后返回住处被捕的。那是1934年6月26日的夜晚，李竹声和盛忠亮同两位国际代表会面后，即独自返回设在马立斯新村的中央局机关。刚到门口，就落入了敌人的魔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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